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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道太太在邯郸
2017/1/16 14:31:33
读者:5151
■王长新
生命季刊 总第6期 1998年6月

 

 

 

 

王明道太太在邯郸

 

/王长新

《生命季刊》第6

 

编者按:众所周知,王明道先生是中国教会史上的巨人。他的前半生经历记载于由他自己所写的《五十年来》一书中。最近,王长新弟兄按王明道生前的嘱托,将他自五十年代以来的又四十年的不平凡的经历整理出来,书名为《又四十年》,此书极真实地记录了王明道先生在大逼迫、大患难的岁月里的见证。鲜为人知的是,王明道先生的妻子刘景文女士也是一位无私无畏、对主至死忠心的圣徒。王太太自幼信主,于1928年与王明道结婚。此后六十余年,她与王明道先生风雨同舟,历尽逼迫、患难。山雨欲来、乱云飞渡时她持有的单纯、坚定的信心,面对险恶时她表现出的勇敢,以及非人的监狱生活中她所拥有的忍耐,实在是主耶稣基督在她身上刻下的荣耀见证。本文为《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出版社出版,本刊获准转载)一书的第三十三章,记述了王太太在邯郸监狱中的经历。本刊将此文献给中国大陆无数经历逼迫、一样忠心服事的姊妹们。

 

王太太从通县调到北京监狱时,王先生还在北京。可是不到一个月,这批犯人就都分散了。女犯们是山西的回山西,河南的回河南,安徽的回安徽,东北的回东北,各人都分配到自己的家乡所在地劳改。男犯则全部去大同,王先生可能就是跟这批男犯人一起到大同去的。王太太仍留在北京,直到一九六九年才与陈善理大夫等一同到邯郸去。

 

到了邯郸,王太太的右眼出了问题,狱医诊断为急性青光眼发作,发给降眼压的药水,嘱咐每小时滴一次,此眼可望保全。按照监狱规定,眼药水不许个人保存。必须交给监号小组长管理。并且由她来给滴。但她嫌麻烦,不肯这样作。就对王太太说:“眼药水一般都是一天滴三次,你有什么资格一小时滴一次?”由于没有按时来滴,王太太右眼球的眼压继续增高,压坏了眼底神经。这个眼睛就完全瞎了。

 

在邯郸,王太太吃了许多的苦。一九七零年,那里的劳改营正在抓典型,要把那些偷东西的,或是包庇拉拢的等等揪出来批斗,教育大家。那时犯人常常要调动。说走就走,行李多就不方便,所以干部叫大家尽量减轻行装,有人甚至把顶好的皮箱或手表都很便宜地卖掉了。王太太东西最多,衣服也多,她正想该怎么办时,就有人喊着说:“刘景文东西可多啦!”队长过来一看,就对她说:“唷,刘景文啊。你东西这么多。给你展览展览吧!”“哎哟,还展览呐?”她以为队长只是说说而已,谁知真的给她展览了,并且还进行了批斗。

 

展览在一个大席棚里举行的。棚里挂着一个大字条幅,上面写着:“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刘景文”。席棚里栓满了绳子,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她的旗袍原是已经剪下了的,她们又把它缝上,挂在那里展览,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她们还把她每一样东西都贴上标签:这是甚么,那是甚么,把棉被说成是鸭绒被。

 

批斗一开始,有人过来打她的脸。队长说:“不许随便打!”那人就没再打,只是批判。有好几个人站起来批判她,其中有两个是王太太熟识的主内姊妹。

 

第一个是张馨安。她说:“刘景文还戴戒指呢!”王先生一九四八年在南京领会时,正逢他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有人送他一只戒指,他回来之后就给了王太太。她很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还没有给过我戒指。”她就把那只戒指戴在手上,一直戴到她被捕的时候,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批判的题目。

 

另外一个是常丽德。她批判说:“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哪儿有这个事?我跟我老头儿结了婚,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看会不会生儿子?没有这个事!童女根本不会生孩子。”她又说:“王明道讲道时,眼晴一直盯着下面的献金箱。等会一完,就直奔那个箱子去了。” 王太太心里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还会去聚会呀?”此外她还说:“刘景文大学毕业。”那意思是说她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不然怎么念得起大学呢?其实王太太没有念过大学。后来她打趣地说:“大学的门我倒是都进去过。哪个学校的门我没进去过?可就是没念过大学。”尽管她那样说,王太太一点也不怪她,因为知道她曾患过精神病。常丽德是一九六零年左右为信仰被捕的,判了十三年,在这期间她放弃了信仰,到出监以后才恢复。她出监后不久,王太太刑期也满了。听说她家在乡下,生活很困难,王太太就给她寄了二十块钱。有人对王太太说:“她说那样的话,你还给她寄钱?”王太太却不是那样想法,而是仍旧以爱心待她。等王太太离开劳改农场以后,常丽德写了一封信给她,很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没有多久她就离开了世界。

 

下午开的批斗会,吃过晚饭以后接着学习。白天发言批斗她的一个天主教徒坐在她旁边,问她说:“刘景文,你说有耶稣吗?”“有啊!”她这么一说,就有两个人起来,啪地一下把她架了起来,别的人跟着上来,劈头盖脸地打呀,抓呀,拔头发呀,全都来了。问她话的那个天主教徒用脚踢她的两根肋骨,立刻那里就肿起来,痛极了,但她却不恨她们。

 

她们打她的时候,她因为痛就大声尖叫、想叫守卫的人听见,知道里面在打人,也许会来干预,谁知他们一个也不来。因为那天晚上各个监房都在打人,专门打那些信神的人。她们打到一半的时候,队长来了,说:“刘景文,你不要不到黄河心不死啊!”王太太朝他望了望,心想到那时再说了。原来前几天枪毙了一个叫张安泰的天主教徒,队长就拿这件事来吓唬她。后来王太太去看那个布告才知道,那人是因为跟那些刑期已满的人谈话,被认为有活动,才枪毙的。王太太想:“他有活动,我又没活动,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老实着呢?”她这样想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她严守监规:那时女犯都要轮流值夜班,有一天王太太值夜班时,在她们女犯所住的五间房后边过道的厕所里,看见了萧语中。当时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那里,她为了免犯监规,就没有跟她讲话,所以她相信她不会被枪毙。

 

第二天晚上,她们继续打她,因为她会尖叫,所以犯人小组长秦素音就用手拼命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这人是回民,因贪污被判劳改,她给王太太吃了好些苦头。她这样作了以后不久,颈部就患瘫疽(俗称“瘩背”),王太太仍以爱心待她。她刑满后在就业劳动的地方,因着王太太的见证信了耶稣。她回北京探亲期间,还去看过萧语平姊妹,与她一起祷告,在灵性上很有追求。

 

她们正在斗争王太太的时候,坐在她后面的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天主教徒看着很难过,就凑到她跟前说:“你说,你快说:‘没天主,没耶稣。’你说了,她们就不打你了。”王太太知道她的意思是,你心里只管信,但嘴里说没有耶稣,就可以不挨打了。王太太想:“怎么能说这个啊?”为这件事,她们组里还给那个天主教徒记了一功。那天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六日。

 

她们这天晚上打过她以后,第二天白天又商量,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得她更痛些。有人说拽头发最痛,于是那天晚上一个外号叫小辣椒的年轻女犯,心毒手狠,是个女流氓,上来使劲拽王太太的头发。有一个小组长过来,“砰”地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一连痛了好几天。又有一个女犯曾经打死她自己女儿的,走过来没头没脑地朝着她的脸和鼻子就是一拳,幸好没有出血。她们使劲拽她的头发,她痛极了,不由地把头往上伸一伸,好让头发松一点。她们看她往上伸,就在下面狠命地拧她的大腿。腿一痛就得往下缩,腿一缩,头又痛得厉害。她再往上伸,下面就再拧,她们就是这样又拽又拧地来回折磨她。王太太被打得身上多处暗伤,疼痛难忍,但她都默默地忍受下来,许多犯人看在眼里,都感到希奇。到她们刑满释放,迁到监外劳动的地方时,和她同住的二个人(一个是与小叔子通奸谋害亲夫的黄增华,一个是与儿子拦路行劫的女强盗,另一个是贪污犯),问她为甚么能忍受那么多的苦?她说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并且把福音传给她们,黄增华就接受了主。

 

王太太被她们毒打之后,给政府写了一张条子。上面说:“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上有十四条,其中一条是关于庙宇的事。他说:‘我主张让农民他们自己去办……’意思是我们政府不去干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说:‘在我们中间有好些人,他们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这些人我们应该让他们不赞成,而且要给他们工作,因为这样的思想情况不是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还有一个地方说:‘孙中山先生也是与我们有不同世界观的人。’”最后她说:“毛主席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五五年写的都是一个意思,跟我们的宪法一样,就是信仰自由。我不愿意挨那些打死自己孩子的人打。”

 

她写好就交上去了。接着她又去找队长说:“她们商量好了,明天还要扒了我的衣服打。”

 

“明天她们再不能打你了。”队长不许打了,等于是她们输了。她们就对王太太说:“我们有一个制度:你要是说有耶稣,那你就甭打饭;你要是说没有耶稣,你就可以打饭吃。”王太太一声不吭,心里想:“我不吃饭,我就要饿。越来越饿,到时候就死了。”于是她又去找队长说:“队长,她们今天说有一个制度:如果我说没有耶稣,我就可以打饭吃;如果我说有耶稣,就不让我打饭。我不知道这个制度是不是政府规定的?如果是政府规定的,我就不打饭了。我来就是说明这个。”

 

“你打你的饭。”有了队长这句话,她打饭就没事了。陈善理大夫没去跟政府说。以为这就是政府规定的制度,真的一天没有打饭。她本来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再不吃饭,身体就更不好了。在这些日子里挨打的不只王太太一个人,还有陈善理大夫,宋天婴姊妹,萧语中姊妹等。陈大夫在监号里,她们狠命地打她的嘴巴。英兰玉姊妹也是因为不肯说没有耶稣、没有神,她们就拼命地打她的牙齿。第二天早晨王太太起来去厕所,她看见宋天婴在厕所的那一头,面色灰白,头发凌乱,就像是刚被打过的样子。萧语中的腰本来就不好,她们却使劲地伤她的腰。

 

在挨打时,王太太一直默想一首歌。就是由她配了曲的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那段话:“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这是她非常爱唱的一首歌,她在家里时唱,在监里也唱。她想这个以赛亚实在是好:拔胡须,打背,吐唾沫,他都动也不动。她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以赛亚。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这首歌,心里满得力量,也不害怕。

 

张馨安看见她母亲陈大夫挨打,对政府的看法就有了改变,后来她恢复了她的信仰,并且有美好的见证。原来她刚进北京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时,有一个去过恩典院的人也被抓进去,跟她关在一起。馨安就千方百计地体恤她,照顾她,有什么她能做的,她都愿意帮助她。那时馨安思想还没搞通,有时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跟她说。谁知那人去检举揭发了,政府马上给她带上手铐和脚镣。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怎么受得了?他们又给她看许多的书,看了还要作思想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她是非转不可的。她就表示放弃信仰。于是政府待她特别好,照顾她,让她们母女二人见面。见面时,馨安想把母亲的思想搞通,她妈妈坐在那里一声不吭。馨安说:“妈妈,你说话呀。”妈妈还是不吭声。她又说:“妈妈,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仍旧不吭声。母女二人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理该彼此谈谈,可是妈妈怎么也不说话。一九六九年春节,陈大夫跟王太太还都在北京监狱的时候,她们二人被分配在一个屋子里住。她悄悄地对王太太说:“我真生她的气啊!她真伤我的心啊。”王太太明白她的意思是说,她怎么会把主放下了呢?可是再想想,她一定是压力太重。所以妈妈是又原谅她,又生她的气,在这一点上陈大夫老是搞不通。

 

自从她们都挨了打以后,王太太和陈大夫彼此更不敢说话了。何况又不住在一个监房,实在没有多少机会见面。王太太在北京草岚子和在邯郸时的同监犯人曾玉华,刑满后回家去探亲,返回农场时带来一个消息,说陈大夫的丈夫张周新先生去世了。原来张先生是在杭州的恩典院被捕的,一九五七年释放后回到北京,还曾去甘雨胡同看过王先生。据说后来又在天津被捕了,一九七零年前后死在狱中。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想怎么能叫陈大夫知道这件事,但始终没有办法。后来还是陈大夫给她儿子们写信时,他们回信告诉她的。

 

陈大夫身材较矮,生病以后个子越来越矮。每次洗了衣服要晾起来,总是够不到绳子,就常常抱怨自己:“怎么长得这样矮,长得这样矮!”在她患胸膜炎住进医院之前,有一天她洗了衣服没办法晾,正在发愁,看见王太太走过来,就对她说:“你给我晾吧!”王太太就帮她晾了。

 

陈大夫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不能吃盐,也不能多吃粮食。只能吃少量的菜,身体越来越瘦。她很想吃点糖,常常说:“哎哟,给我点儿糖吃吧!给我点儿糖吃吧!”王太太还有些糖,但是不敢给她,因为给了就是包庇拉拢。后来陈大夫患胸膜炎,王太太也患胸膜炎,还有肺病,两人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一九七一年春节时,病人可以多买一些糖,王太太就想怎么能分给她一些,她就趁着陈大夫出去的时候,偷偷地把陈大夫的糖瓶子装满了。她想陈大夫不知道,这就不能算包庇拉拢,不然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来。肢体间的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没过多少时候,陈大夫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她逝世的前一日,王太太进去看她。她闭着眼睛,王太太又不好跟她说话,只轻轻地喊了一声:“陈善理。”她的眼晴微微地动了动,没有睁开。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王长新  (1923-2016) 中国大陆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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