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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华医生(三)
2016/8/2 13: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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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

生命季刊 第57期 2011年3月

 

 

西南:战云密布
1937年12月19日梧州遭受日军第一次空袭后,中国的战局日趋危急。
毕济时院长在家里召集当地的美国宣教士开会,商讨事态的发展和对策。理力善牧师担心日军如果继续不断空袭梧州,思达医院难保不会被夷为平地。毕济时却颇有信心地说:“即使炸弹直接落到医院,最多在屋顶炸开几个洞。我建的这所医院,我最清楚。”
华理士提出:“话虽如此,但如果医院的门窗和设施都损坏了,医院也难以正常运作。我们应该在地下室设立紧急手术室,那里至少会安全一些。”毕济时随即表示赞同,但他提出另一个担忧:“万一日军真的占领梧州怎么办?医院还维持开放吗?自从听闻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后,我就一直想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我可不想让女护士们到时还继续冒险留在工作岗位上。”
这时大家都沉默了。南京沦陷后传来的种种消息确实让人毛骨悚然。最后,华理士少有地提出了结论性意见:“我们还是先采取措施预防空袭吧。至于梧州到时真的被占领,我们再作打算,现在也很难说要提前做什么具体的准备。”
大家都表示赞同。此时此地,这样的决定并不是鸵鸟式的消极逃避或坐以待毙的表现,而是反映了宣教士们“趁着白昼,赶快作工”的迫切心情和完全仰望依赖天父的坚定信心。华理士显然深信圣经中神的应许:“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命记33:25)。
两个月后,梧州再次遭到空袭。思达医院地下室的紧急手术室果然发挥了作用。送来的伤病员比第一次空袭时多了一倍,夜以继日不停的紧急抢救令一向精力充沛的华理士都感到吃不消了。一位中国医生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
本来,按照华理士所属的美南浸信会差会的规定,宣教士每年可以有一个月的休整假期。但华理士工作三年来只享受过一个星期的休假。这时,他想赶在战事进一步扩大之前,到中国其它尚未沦陷的地区去走走看看。虽然毕济时对他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刻独自外出旅行深表担忧,但华理士还是坚持在1938年4月的第一周搭乘长途汽车开始了他在中国西南省份的第一次旅行。
从梧州出发,先到桂林、柳州,再到重庆、成都,华理士已经学会的粤语在这些地方派不上用场了,但此行使他对中国内地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重庆,华理士参观了西方教会在当地创办的一所医院,很快就和那里的一位素昧平生的宣教医生成了好朋友。后者自愿充当华理士的向导,带他考察当地的社情民俗。华理士在这里看到许多人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霍乱、痢疾、梅毒、结膜炎等疾病非常流行,而本地郎中治病所用之药更令他惊讶不已,从童子尿到麝香鹿角,无奇不有。
走在蜿蜒曲折的老街上,看着满城随处奔跑的猪狗鸡鸭,听着肩挑重担的苦力哼唱的歌谣,华理士向同伴提出了担任宣教士以来萦绕脑际多时的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切疾苦,明知即使用毕生之力也难以完全改变,你怎样努力使自己仍然坚持下去?”
那位宣教医生微笑着回答:“在到这儿事奉的初期,我也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一个宣教士都面对过同样的困惑。你无法闭眼不看现实,也不能让自己的心变得冷漠刚硬,更不能让自己的意志崩溃。我最终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神完全知道我的有限,祂带我到这里来,自然有祂的旨意。我只需要尽力做好我双手所能做的,把其余的一切都交给神。我只能让神去掌管未来。”
华理士深有同感地说:“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自己的有限。我想我的问题就是一直未充分认识自己的有限而将万事交托给神。”
在成都,华理士参观了当地的教会大学和医院,然后乘船沿着长江抵达汉口,再取道湖南,历时两个多星期才返回广西。整整五个星期没有收到他任何音信的毕济时,看到华理士终于平安归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1938年9月17日,华理士正在做一个非常复杂的腹腔手术,防空警报突然尖厉地响起。他立即冷静地发出命令:“陆姑娘、梁医生,和我留在这里。其他人马上去把病人转移到地下室,然后你们都留在那里。”
“华医生,那你—”
“按我说的去做。这手术还未完,我们绝不能停。”
当听到日军飞机在头顶轰鸣时,手术总算接近结束。华理士命令仍留在身边的医生和护士说:
“你们马上离开。”
“那你和病人怎么办?”
手术完后从五楼的手术室用担架抬病人去地下室已经来不及了。华理士果断地说:“我把他转到大厅最靠边的那个病房,那里的窗玻璃还没重新装上,危险会少一点。”因为轰炸时破碎四溅的玻璃很容易伤着人,没有玻璃的房间反而会安全一些。话音未落,爆炸声已经在周围响起。
中国医生和护士离开后,华理士独自完成手术后的所有收尾工作,随即把病人推到那间没有窗玻璃的大房间。这时,原先接受了手术麻醉的病人清醒过来,被身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吓得魂飞魄散,华理士伏下身把他按在床上,用自己不太流利的粤语尽力安慰他。
尽管当时美国还没有对日本宣战,但思达医院楼顶的美国国旗和天台上醒目的红漆大十字标志,并没有阻挡得住日军的投弹,十九颗炸弹似乎故意落在医院周围的区域,整幢大楼被震得直摇晃,其中一颗炸弹正中华理士和病人藏身的病房上方,把屋顶的天花板炸开一个大洞,灰泥碎石如雨点般飞散撒落。
日本军机刚一飞走,医护人员立即从地下室冲出来,飞跑到刚刚落下炸弹的顶楼。他们惊喜地看到:华理士和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正在房间里一起祷告。
次日,华理士给在田纳西家乡的妹妹写下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妹妹:
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学校和住房在昨天上午11点遭到轰炸。一颗炸弹击中医院,三颗落在旁边。我们全都安全。医院员工没有一人死亡,少数受了伤。现在医院住满了伤员。
不用担心。我们都安全。没时间详细写了。
不用担心。
                               威廉
 
据事后资料统计,1939年7月26日这一天,日军共出动重型轰炸机18架,对梧州市区的民房、商铺、医院、学校、码头、渡船等处连续轰炸达一个多小时,共投下炸弹和燃烧弹268枚,市区大部分街道遭到空袭,炸毁房屋400多间,炸沉民船200多艘,炸伤民众500多人,受灾477户,造成难民9349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广州:枪林弹雨
1938年10月17日,华理士从梧州乘船到达广州,准备参加浸信会华南差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迎接他的是来自俄克拉何马的希祝虔牧师(Eugene L. Hill)。一见面,希牧师就对华理士说:“今天我刚发了电报,叫你不要来了。原来我们以为开完这次会后,你还来得及返回广西,但现在不能肯定了。蒋介石沿珠江构筑防线,但日本人却选择从大亚湾的海上登陆,因为天旱,稻田都变硬了,正好方便日军坦克的推进,一路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有效抵抗。除非中国军队在明后两天重组兵力布防,否则本周末日军就会直抵广州城下。”
华理士原来以为日军至少还要等十几天才会攻到广州。此刻他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希牧师夫人Louise的安全。希牧师说:“我已经在沙面租了一个套房,夏查礼医生(Dr. Charles A. Hayes)答应帮忙照看她。”沙面是广州市内珠江河上的一个小岛,宣教士们认为日军还不至于强行闯入这个外国租界区。夏查礼也是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医生,以前曾经驻梧州主理过思达医院一段时间。
此时希祝虔牧师还担任着位于广州东山的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的教授。他告知华理士:“本周三我们已经停课,所有中国教员和学生立即撤离。因为万一中国军队在城内抵抗,神学院就不安全了。现在医院也关闭了,病人已经遣散,或撤到船上。医院大部分职员都疏散到乡下或去香港了。”
华理士无奈地苦笑说:“毫无疑问,这次肯定是华南差会历史上最短的一次执委会会议啦。”
次日早上,执委会在沙面岛上夏查礼医生的办公室开会,通过了一系列紧急决定。午后,日军开始轰炸广州,爆炸声和机枪声响彻全城。会议只好中断,外地的委员匆匆离开。华理士也决定明天一早返回梧州。
第二天早晨,华理士穿过海珠桥赶到码头,却发现全线停航,河面上连一条舢板都看不见,外国的兵舰也撤离了。正当他茫然四顾之际,防空警报响起,几架日本军机呼啸着冲向码头,用机枪向地面猛烈扫射。华理士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袭击目标,立即藏身到一堆货箱背后躲避。
返回希祝虔家后不久,从神道学校归来的希牧师夫妇带来最新消息:日军距离广州只有十英里了,估计明天就要攻城。按计划把希师母送去沙面安顿好之后,城外东北方向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华理士对希祝虔说:“我们去看看怎么帮助那些到医院避难的人吧。”
坐落于东山木棉岗的两广浸会医院是广州市内著名的教会医院之一。此时,医院挤满了蜂拥而来的难民。华理士和希祝虔到达后,随即把医院的地下室改为难民救护站,并通知附近的信徒带上食物和衣物到医院暂避。随后,希祝虔也带着华理士赶回自己家中去拿食品。当他们经过神道学校时,发现已经撤空的校园成了中国守军的阵地,日军的炮火正朝着那里疯狂倾泻。
两人从希牧师家里翻出一大堆罐头,足有满满四个篮子,用床单包裹起来,扛在肩上就出了门。再次走到神道学校时,中国军队已经撤退了,通向浸会医院必经之路的一处空地上,人们正在惊慌奔逃,嘶喊着四处寻找藏身之地,而日军的飞机、坦克正从空中、陆地两路进逼,到处枪弹横飞,火光熊熊。一个中国人看见他们,一边跑过来一边大叫:“希牧师!希牧师!救命啊!”话音未落,就在几步之内,他中弹仆倒了。几秒钟之间,已经有六、七个人在两位美国宣教士眼前倒地身亡。两人紧张地蹲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看着日军的坦克在街上隆隆驶过。显然,现在已经无法再去医院了,只得暂时折回希祝虔牧师家中。
待屋外的枪炮声稍停,两人又扛起包裹出门赶往医院。刚在路上走出不远,一辆吐着火舌的日军坦克迎面而来。华理士喊了一声“各自散开!快跑!”两人扔下包裹,撒腿就跑。希祝虔一路飞奔,直跑到离医院最近的一处街角,回头一看,却不见华理士。他顿时心里一沉,马上转身,想回去看看华理士是否被流弹击中。刚一迈脚,就看见华理士从前面跑来,枪弹从他身边砰砰划过,打在墙上,蹦出连串火花。万幸的是,他安然无恙。
两人抵达医院,看到地下室内聚集了268名难民。很快,受伤的平民和士兵被陆续送到医院来,许多士兵害怕被日军认出,都脱去了军服,假扮成平民。华理士立即对伤员实施紧急抢救。
医院的手术室内外充满了刺鼻的血腥味。医院外的街道上,日军的坦克正来回穿梭,通过大喇叭用粤语宣布戒严令:所有人禁止外出,凡在街上走动者当场格杀勿论。
此刻是1938年10月21日星期五下午三点零八分。
在梧州思达医院,心急如焚的毕济时院长给弗吉尼亚的差会总部写信汇报:
我们在梧州非常担心华理士医生。他16日离开这里去广州参加18日举行的会议,至今未返回梧州。有两艘汽船分别在21日和22日从广州出发抵达梧州,都是英国的汽船,运载了大批难民。电台广播说日军20日攻陷广州。我们不知道华理士为何没有捎回片言只语。有几艘从广州开出的客船遭到轰炸沉没。我们无法想象情况究竟如何。
思达医院上下全体职员自从听闻广州沦陷并与华理士失去联络后,在医院的小礼拜堂内恳切地为他们亲爱的同工华医生流泪祷告,直到有一天毕济时医生收到电报:
明天乘罗宾号抵达。华理士
工场:恩赐与责任
日军占领广州后,大批难民涌上梧州,思达医院收治的病人数量一再打破纪录。华理士每天排满了手术,从早到晚几乎没间断过。
主管全院上下大小事务的院长毕济时医生更是忙得焦头烂额,一贯注重仪表的他有时也忙乱得不修边幅了。毕医生夫妇派驻梧州工作已经整整六年,几乎没有休过几天假期。毕济时夫人Louella Houston(当地人都称呼她为毕师奶)的中文名叫侯龙兰,而粤语中“毕”与“不”同音,于是有些华人拿他们俩的中文名字开玩笑,说“一个不济事,一个喉咙烂”。确实,工场上终日不断的辛劳,让他们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旧约圣经记载耶和华神颁给以色列民的其中一条律例就是:“第七年为安息年”。
次年,待局势稍为平稳,毕济时夫妇获安排回国休假,他把管理思达医院的重担交给了华理士。差会决定1939年由华理士医生代理院长一年。
作为一名宣教医生,华理士对医务工作从来都是不辞劳苦,不知疲倦,充满热忱。但多年来有两件事最令他苦恼,一想起来就头疼不已:一是当众演讲,二是行政管理。他虽然一直参加教会的聚会礼拜,并担任执事之职,但从来不上台讲道,这项工作一向都由理力善牧师担当;而医院的日常行政事务,则历来都是由毕济时院长全盘负责。华理士到梧州后不久,毕济时就多次尝试让他分管一部分院务,但华理士总是一再推辞,从不接受。
现在,华理士第一次勉为其难地担当起院长职责。医院的华人医生、护士、职员和工友很快就发现这位华医生的做法和以往的院长大不相同:门锁坏了、X光机要换零件了,诸如此类的琐细事务,华理士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不声不响就处理妥当,而不是行使院长的职权,指派相关的下属去解决。对于一向习惯于亲力亲为的华理士来说,自己动手比开口叫人做事要容易得多,却忽略了毕济时经常提醒的话:这样做可能导致助长员工的惰性,并产生职责不明、纪律松弛的负面效果。不过有的时候,身先士卒的确比发号施令更见效。
一天早晨,华理士像往常一样去查房,看见一个护士正在和两名看更争执。原来,护士叫两人从病房移走一名刚刚病故的死者,但他们拒绝了。因为“抬死人”这种不吉利的活,应该是由苦力去干的。华理士在一旁听明白后,制止了双方的争吵,随后,他一声不吭走进病房,连担架都不用,张开双臂把尸体从病床上抱起来,然后大步流星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看更面前走过,把死者的遗体安放到太平间里。
从此,思达医院的看更们再也不拒绝搬运遗体了。既然连华医生都亲自动手做了,谁还好意思不肯做呢?
1940年7月,毕济时从美国返抵梧州。人们看到休假归来的老院长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而毕济时也欣慰地看到,战时环境下的思达医院在华理士代理院长期间,各项工作仍然如常开展,而且井井有条。
轮到华理士回国度安息年休假了。回到田纳西的家乡诺克斯维尔,华理士与阔别六年的妹妹一家重逢。妹夫Sydney在城北建了一幢新屋,这里成了华理士的“永久住址”,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故旧亲朋纷纷前来探望,并请他分享在中国事奉的见证。这让华理士感到为难,一是他从来都不擅言辞,二是他不想反复讲述在中国所目睹的流血、破坏、饥饿、困苦等悲惨景况,他每天都为这个国家祷告,希望早日结束这一切。
华理士只作过两次见证分享演讲,第一次是当年夏天的一个妇女团契上。会前的一天,妹妹露丝在家中的厨房透过窗户,看见哥哥在院子的草坪上来回踱步,一遍又一遍吃力地反复练习。显然,当众演讲对于华理士来说,远比一台最复杂的外科手术还要难得多。没有人会怀疑神给予华理士精湛医术的恩赐,但讲道的恩赐就实在看不出来了。
尽管已经成为中国华南地区最出名的外科医生,华理士仍然抓紧休假一年的这个机会去装备充实自己,并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回国前他就让妹夫帮他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外科研究生课程,还参加了哈佛大学的放射科短期课程。
离开美国几年,华理士发现不但自己的衣着已经显得过时,而且对国内最新的医学发展成就也有点陌生了。因此,他没有把太多时间花在游览观光、访友叙旧之上,而是集中精力到几所著名的医学院去进修学习。在大学里,每观摩一次手术、每出席一次讲座、每完成一次实习,华理士都觉得大有裨益,有助于他回中国时可以更有效地救治病人。他为此而向神深深感恩。
良伴:情愫难言
华理士回国后的第二次演讲是在北卡莱罗纳州Ridgecrest举行的一次浸信会例会上。那年8月底,美国南方浸信会差会总部邀请他去Ridgecrest作一次见证分享。尽管华理士对于又要当众讲话而忐忑不安,但他非常渴望重访Ridgecrest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而此行最令他高兴的意外收获,是在这里遇见了一位秀外慧中的年轻女子。
她是浸信会差会总部的一名职员。早在1935年华理士来总部接受差遣时,她就见过他了,并且对这个蓝眼睛的瘦高腼腆的小伙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巧的是,女孩的父母曾经在中国宣教,她本人就是在中国出生的。这因缘一下子就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会上,他们坐在一起,亲切愉快地互相攀谈。
傍晚,两人外出散步。华理士一反平常寡言少语的态度,把她视若知己,将自己在中国几年的所历所闻,以及在宣教事奉工场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苦恼,都向她一一倾吐。
一周的会议结束后,两人相约:后会有期。
圣诞节前夕,华理士收到海外传道部执行秘书麦德里博士的信,请他去差会总部所在地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过节,并接受得克萨斯州一位姊妹捐给他的一千美元,用于资助他的事奉和学习。华理士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这让他又有机会和总部的那位年轻女子见面了。知道此事的人都暗暗猜测:“麦德里博士可能想充当月老吧,否则把一千元直接寄给华理士岂不是更省事吗?”
从华理士踏上宣教之路开始,教会中许多资深的同工和长辈都一直非常关心这个优秀的单身年轻医生的婚姻,连梧州教会中的中国同工和思达医院里的华人职员们也不例外,时常私下议论哪个姑娘适合嫁给华医生。大家都希望华医生也能像毕医生、理牧师等人一样,身边有个贤内助可以帮着照顾生活。他实在太忙,而且也不善于料理个人生活。
但每次提起此事,华理士总是窘迫地把话题岔开。外国在华宣教士圈子中的未婚女子本来就少,也极少看见华理士与哪个姑娘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因此人们至今无从知道他心中的佳偶良人标准是什么。这次,大家都期待华理士可以借着回国休假的机会,把婚姻大事确定下来。
在里士满,华理士登门拜访了那位年轻姑娘和她的父母,大家一起在家里吃了几顿饭,畅谈各自在中国事奉的经历。在此期间,这对年轻男女参观了南北战争时期作为南方联邦首都的这座老城内的一些历史遗址,两人一起长时间地边走边谈,彼此的了解和友情都更加深了。华理士离开后,两人开始频繁地互通书信。
完成在哈佛的进修后,华理士的休假即将结束。从纽约乘火车返回家乡诺克斯维尔的途中,他再次专程到里士满去看望女友。
女友开车送华理士到她家在乡间的小别墅,她和父母正在此地度假。其后的三天,两人一起漫步在蜿蜒弯曲的小径,呼吸着清新芬芳的空气,望着原野盛开的花朵,更多的时候是华理士一个人在说,姑娘在身旁静静地听,但年轻医生所谈的,依然是他在宣教事奉中的种种感受。
直到最后在火车站挥手告别的那一刻,华理士都没有对女友说出半句求婚的话,他只是请对方给他写信,并承诺在几年之内会再来看她。
回到梧州思达医院后,毕济时夫人对华理士说:“比尔,我们从一些朋友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还以为你会从美国多带一个人回来呢!” 华理士两颊泛起满足的红晕:“你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带一个女人来中国,很不安全啊。”
其实,在动身回中国之前,华理士也对妹妹说过,他很喜欢这位女友,“我真的应该娶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能这么做。我想过,现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带一个女人到中国去?那里正在打仗啊。”
旷野:云柱与火柱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在华日占区的美国宣教士都撤离返国了。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日军对中国西南内陆实施战略封锁,广西各地教会医院至关紧要的医药补给供应被切断。到1944年,省会桂林的浸会医院已濒临绝境,身兼两职的毕济时院长不得不亲自到桂林支撑危局,留下华理士再次担当梧州思达医院院长之职。不久,理力善牧师也因病回国休养了。
每天清晨起床祷告过后,华理士一边收听广播,一边在地图前察看战事的最新进展。他现在是浸信会留驻梧州的唯一美国宣教士,教会各项事工的所有责任都系于一身。
在桂林的毕济时向在美国差会总部接替麦德里担任执行秘书的梁根医生(Dr. M. Theron Rankin)建议:所有教会同工紧急疏散。6月21日,梁根医生覆电毕济时,通知所有能够搭得上安全交通工具的宣教士立即撤返美国,没法离境的则迅速向西部内陆转移。华理士负责梧州教会的疏散。
华理士接到毕济时转达的指示后,意识到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迫近。他召集全院同工一起商议,令他深为感动的是,大家一致认为神的旨意是让思达医院坚持到最后一刻,全体同工都愿意留下来和他一起继续工作。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面对着空袭、爆炸、火烧、伤亡,看着医护人员在危险中紧张地不停工作,直至筋疲力尽。华理士忍不住多次暗中自问:“留下来的决定究竟对不对?”他打电报向梁根医生征询意见,这位差会负责人以前也曾在华南地区担任宣教医生多年。梁根医生理解华理士心中的挣扎,他回复华理士:“我们提供不了什么意见。但我们一直以信心和祷告支持你,无论你选择留下抑或撤离。”
9月12日,得知梧州当局已经下令疏散,华理士明白撤离的时刻到了。当晚,他组织全院职工把可以转移的物资和器材都搬到驳船上。这些驳船是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专门调来供思达医院使用的。原来,这位省长去年秋天因盲肠破裂被送到思达医院,当时已经奄奄一息。他原先在政府的医院就医,但那里的医生束手无策,害怕省长死在自己手上担待不起,只好建议送到华医生这里抢救。华理士的手术刀救了他一命。黄旭初痊愈后,要给华理士赠送贵重的礼物,甚至计划在梧州城开大会进行表彰,但华理士一一谢绝。现在,得知思达医院即将疏散,省长便下令派出三艘大驳船和一艘机动小艇交由华理士调配。
由于日本军机白天会随时来袭,只能在晚上搬运器材。足足搬了四天,才把所有物资都转移到驳船上,准备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建立临时医院。大家深信,思达医院不会消亡。建筑物不等于医院,如同教堂不等于教会一样。医院是由一支奉耶稣基督之名并具有委身精神的团队所组成。
9月16日晚,船队在月色下启航。在华理士带领下的思达医院这支五十五人的队伍,在战火中先后辗转藤县、桂平、百色、南宁等地,历时长达一年之久,经受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苦艰险和生死试炼。一位信徒对华理士说:“我们就像当年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后在旷野跋涉一样,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
在旅途中,许多医生、护士因饥饿和疲乏纷纷病倒。一个女护士患了疟疾,高烧不退,不停挣扎尖叫,华理士在她身边陪护了整整两日两夜,直到她的病情稳定下来。
华人医生周君博溃疡病严重复发,大量出血不止,华理士彻夜守在他身边。由于担心成为日本军机夜袭的目标,屋内不能点灯,大家在黑暗中听着远处的枪炮声越逼越近。黎明时分,华理士催促众人先下船离开,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动身。稍后不久,周医生停止了呼吸。
尽管日军随时可能杀到,但华理士仍坚持以教会的方式安葬周医生。其时镇内的店铺几乎都关门了,华理士好不容易在一家店里买到一口棺材,但店主拒绝帮忙搬运。华理士和几位同工只得把棺木拆散,一人扛一块木板,搬到一个小山岗,再把棺木重新嵌接起来,然后把周医生的遗体安放进墓穴。
由远而近的隆隆炮火声下,华理士在雨中主持安息礼拜。他读出几段经文,然后带领众人祈祷。坟墓封土之后,华理士才带领大家下山,坐船离开这个即将陷落的城镇。(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 Jesse C. Fletcher, Bill Wallace of China,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 January 1996
2. 裴斐﹕华理士是谁呢?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院讯,第166期,2007/9/27.
3. http﹕//www.wmbc.net/templates/cuswallace/details.asp?id=31704&PID=322415
5. http://www.lifeway.com/e18/shop/?id=005189798
 
文思  中国大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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