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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2007:二百年福音与中国断想
2016/8/9 10:30:54
读者:4006
■王峙军

生命季刊 总第2期 1997年6月

 
    一
 
    公元一千八百零七年五月十二日,一位刚满二十五岁的英国传教士,转道美国,登上了由纽约开往中国的“三叉戟号”轮船。一百多天的艰难航行之後,轮船驶进波涛翻滚的南中国海。年轻人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过去安定生活的眷恋,都一点一点地被掩埋在“三叉戟号”所犁起的浪谷之中。此刻,一种为基督福音而献身的激情,充满了这个年轻人。他一任海风吹动自己的衣衫和卷发,而目光却凝视着那片期待中的海岸。他感到有甚麽东西在撞击着自己的心胸,於是,伴随着一声深深的叹息,他说:“中国!啊,中国!”
 
    他就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基督教新教到中国来的第一位传教士,也是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的先驱者。然而,对于这个呼唤“中国!啊,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中国”不是一扇敞开的门,而是一盘古老的巨石。在马礼逊到中国来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传教士们曾三次尝试在这巨石的缝隙中撒下基督教的种子,但不是由于种子变质,就是由于这巨石自身强大的文化吞食能力,使这些尝试都最终归于失败。马礼逊之前二百年,一位名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曾数度试图由澳门进入中国内陆而不能。1606年,这位花了近三年时间才由意大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临死时,望着那片无法进入的土地,发出了悲怆的呼声:
 
    “石头啊!石头啊!你几时才为我主开放呢?”[1]
 
    这一呼喊由十七世纪回荡到十九世纪。终于,马礼逊们又以血肉之躯来撞击这块称为“中国”的巨石了。
 
 
    二
 
    不久,这块巨石就被击碎、被征服了。然而,击碎它的不是传教士的血肉之驱,而是大英帝国的炮舰;征服它的也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东印度公司所运来的鸦片和鸦片背後那种人性的邪恶与贪婪!
 
    於是,几代中国人都无法不认同马克思的那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因为充满羞辱的中国近代史为这句话作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注脚。
 
    於是,“基督教=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成了一个公式。直到今天,它在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中仍被再三使用。一位著名的现代知识份子曾解析过这个公式,他说: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2]
 
    既然“耶稣基督是骑着炮弹”到中国来的,那麽,那些来中国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教士们就只能是一群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份子”了。1995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的《中国史纲要》中这样描述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外国教会愈来愈凶恶,不但霸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行政,甚至自居为一方之主,非法组织武装,收买地方败类作为爪牙,鱼肉乡民。所谓“教民”中,有不少凶恶地主、罪犯、讼棍、地痞。他们在外国传教士的包庇下“作奸犯科,无所不至”,讹诈良善,欺凌孤弱,强占人妻,横侵人产。教堂的横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国教士又乘机以“教案”为名,勒索巨款,责令当地人民摊派。因此乡间群众众口一声说外国教堂是万恶之源。遇到天旱时,农民就愤怒地歌唱着:“不下雨,地发乾,全是教堂遮住天。”[3]
 
    总而言之,除了用义和团这样的“革命力量”,是无法遏止外国传教士及教会“愈来愈凶恶”的局面了。1900年5月,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之下,义和团以清臣载勋为统领大元帅,开始了一场仇杀洋人,特别是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被杀的天主教主教和神父计53人,教徒18,000人;基督教新教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仇杀活动以山西、直隶、山东和东北等地为最惨烈。[4]这个“运动”直接引发了八国联军战争。战争结束後,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一款规定清政府要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偿付,本利合计近十亿两。清政府表示一定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三
 
    当清兵和义和团在京城燃起烧教堂烧医院烧学校的大火时,各处的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信徒都跑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避难。有一位名叫王子厚的中国信徒,带着他有孕在身的妻子和五六岁的女儿,也在避难的人群中。一天,王子厚攀上梯子,看见墙外四处翻卷的硝烟和闪光的大刀片,又听见清兵和拳民攻打使馆的枪炮声并那咬牙切齿的咒语,就下来对妻子说,与其遭遇痛苦残杀,不如自尽的好。
 
    1900年6月22日,人们在肃王府花园内发现了王子厚的尸体。王子厚死於自缢。他死後一个月零三天(1900年7月25日拮由乱桓瞿泻⒆樱∶?ldquo;铁”。
 
    这个“铁”,就是中国教会史上的巨人王明道先生。王明道,这位在共产党监狱中度过人生四分之一光阴的中国圣徒,是神赐给二十世纪中国的一盏信仰的明灯,也是神对中国教会的一个特别祝福。
 
    王明道出生後的第二年,中国教会史上的另一位巨人宋尚节,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县凤迹村。二十六年後(1927年),也是在一条由美国开往中国的轮船上,宋尚节博士将在美国赚取的各种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一并丢入海中。在馀下的年月里,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三十年代,这位布道家以点燃生命的布道方式,带来了中国教会的大复兴。这位神仆在世寄居仅四十三年。
 
 
    四
 
    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如果说1900年的“庚子教难”是由一群无知无识的拳民,在仇洋的清朝王公们的纵容下所酿成的,那麽,和五四运动密切相关的非基督教浪潮,则是由一群新思潮知识份子所掀起的。这群人也紧紧攥着他们的“拳头”,马克思主义、科学万能论,等等等等,声言要以此击打那违反科学、束缚思想、麻醉青年的基督教。他们的宣言中有句话说得十分决绝:“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5]
 
    这句话中的“宗教”并非泛指一切宗教,而是专指基督教的。
 
    请听一听几位学者、名人在这股非基狂潮中说过的话:
 
    吴稚晖说,他要“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元素的灵魂”;“果有上帝,吾必露体而骂之曰:“恶徒!”
 
    朱执信:“历史的耶稣是无足轻重的,新理想主义的耶稣和托尔斯泰的耶稣,都是一时利用的;……耶稣是口是心非、偏狭、利己、善怒、好复仇的一个偶像。”
 
    陈独秀:“天地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都应该破坏。”
 
    胡适:“根据於一切科学……正用不着什麽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据於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李璜:“靠着自己的能力,人类的互助,前途一片都是光明。我们为什麽要向上帝求怜赦,……我们为什麽退隐着向上帝去赎罪,难道我们本这自由创造的能力,天天向社会去贡献,还不能赎我们的罪吗?……我们该当极力把我们这两手一脑贡献在社会改造上,去谋他的进步,我们不该当背着手,向着天,对那不识不知的上帝去说话。”[6]
 
    这一类轻狂、浅薄、糊涂乃至亵渎的话,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们以不同的腔调重复着。我们这些人皈依基督之前也说过这类糊涂话。现在是省思与忏悔的时候。
 
 
    五
 
    然而无论是义和团的仇漱阴□B动,还是知识份子的“非基运动”,都不能阻挡基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通过教难,基督的教会受到磨练,变得更加纯洁而坚强。面对知识份子对基督福音的理性抵挡,传福音的人也更加明白,唯有福音真理本身才是制胜的法宝。一连串数字上的变化,证明神以他大能的手,在中国日夜不停地作那拯救灵魂的善工:1900年基督教徒为113,000多人;1949年已达150万左右。
 
 
    六
 
    但神并未阻止他的教会进入更大的试炼。1952年之後,中国教会开始穿越一条“死荫的幽谷”。神的同在,神的“杖”和“竿”成了他儿女随时的安慰。一封大陆弟兄姊妹写给海外弟兄姊妹的信中说:
 
    四十年来,监狱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用生命见证神的道,在狱中受尽折磨,度过二三十年,甚至为主殉道。监狱外是基督徒的妇孺老弱,他们历尽社会歧视,政治逼迫,经济狭制,邻居监视,亲友疏离。他们的孩子不能受教育,没有工作,没有人敢和他们结婚。
 
    在这重大急难的日子,我们流泪向神呼求:“求你转脸不看我们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时我们想起了我们的罪,我们悔改!多少年来我们爱世界,爱主的心不在□面。我们悔改许多不为人知的骄傲、矜夸、贪婪、嫉妒、污秽、奸淫;教会分门别类,交易权术,钩心斗角。为这一切,监狱里外的人悔改,基督徒悔改,教会也悔改。四十年来我们不断悔改!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12:14)。在这重大急难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 (彼得前书4:17)。
 
    我们用功读经,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圣经里面字字有力量,句句是生命。到这时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朝也读晚也读,把圣经放在口袋里随时读,他的话常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上。那是生命的源头,活水的江河。
 
    我们随时祷告,到这时才知道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早上,从梦里回到冷酷的现实,一睁眼就默祷一天的平安,从神那里吸取力量。我们随处祷告,呼唤他的名;我们禁食祷告,专心俯伏在他面前。我们化整为零地聚会,……聚会是我们见神的机会,患难中的聚会,神的同在甘甜如蜂蜜,滋润如膏油。让软弱的人刚强,疲惫的人安息,哀哭的人喜乐,创伤的心得安慰。
 
    我们学习忍耐,因为知道“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学习顺服,放下属地的血气和智慧,因为知道“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哥林多後书10:4)。我们知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罗马书13:1)。但对于与神为敌的事,“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
 
    这条路满了艰难、辛酸、穷困、羞辱,这条路满了软弱、彷徨、犹豫、动摇;这条路使我们身心交瘁,血泪交流。但是这条路上神充满怜悯,对待他的无告子民。神一再显出恩待我们的凭据,让我们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典。这条路上,我们流泪撒种,欢呼收割;这条路上,我们靠着基督,胜了又胜,每日唱新歌。[7]
 
 
    七
 
    是什麽力量使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100多万增加了近50倍?是神在中国人身上的美意,是基督福音的大能;是福音种子播撒在信徒血泪所浸泡的土壤里,才长出这一片又一片新生命的丛林。(笔者按:在南方的一次聚会上,当有人向我问及上面的问题时,我说,“圣经的启示与大陆的实情都证明,苦难是基督的教会之所以增长的奥秘。”要不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中共政府?!他们几十年来为教会制造了无数灾难,使信徒生活在苦难之中,结果却造成中国教会几十倍的增长。一旦他们了解到基督教会的这个独特的生长需要时,他们会不会变换一种手法:让你舒适而自由地发展吧!结果会不会是:罪恶的环境加上人性的软弱,反而会导致教会的萎缩与败坏?)
 
 
    八
 
    二百年 1807-2007。
 
    的确,我们正在1997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个有基督新生命的中国知识份子,不能不抱负着他的福音使命,来审视他和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的关系;他无法不思索在未来十年内,自己将如何向骨肉之亲分享基督生命的甜蜜。他或许曾是一个“科学救国”的赞同者,或许曾是一个“民主救国”的提倡者,但今天当他成了一个得了基督救恩的人之後,他并不想再用“福音救国”这样的口号来混淆救恩的真正对象。福音是救人、救灵魂的福音。如果因为人的改变、人性的改变,而给国家带来了民主、自由、发展与繁荣的话,我们知道,这一结果不过是基督福音的“副产品”。
 
 
    九
 
    中国,昨日、今日、明日,都是,也只能是上帝的中国。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利米书31:31)
 
    上帝要与中华民族立约的日子已到。神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    (耶利米书31:32-34)
 
    耶和华要作中国人的神、中华民族要作他子民的日子将到。
 
    中国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的日子将到。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的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但以理书2:20-22)
 
    注释:
 
    [1] 参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记念集》,宇宙光出版社(台北,1977)。
 
    [2] 蒋梦麟:《西潮》,转引自叶仁昌《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页36,雅歌出版社(台北,1993)。
 
    [3] 翦百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修订本下册),页408,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
 
    [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页231,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79)。
 
    [5] 同[4],页270。
 
    [6] 均转引自《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
 
    [7] 引自《传》1997年5/6月号,中国信徒布道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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