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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音事工与香港教会
2016/7/20 10:44:49
读者:4885
■梁家麟

生命季刊 总第2期 1997年6月

 
 
    中国福音事工的热潮
 
    三月北美之行,跟好些中西同工沟通时,他们不约而同都问:为甚麽香港教会自九十年代初,会突然这麽热衷於参与中国事工?这是否意味着她在面对政权转易时选择了一个识时务的做法,为要讨好中国政府与三自教会?香港教会是否已全面左倾,或至少由某些左倾份子(“三自牧师”或“三自博士”)所把持?
 
    我的回覆是,香港教会并非仅在近年才关怀中国福音的需要:事实上,自五十年代迄今,我们从未停止过对国内肢体的惦念,亦为未信主同胞的灵魂需要付上祷告及其他各样代价。不过,九十年代以后,香港关心中国事工的基督徒确实是多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前中国事工主要是由专业的福音几构所推动。信徒以个人身份参与,但如今却有许多宗派与堂会直接投身於事工行列,或以金钱资助教会重建,社会救济与服务,或直接派出传道同工信徒与国内进行交流互访,协助人才培训等。今天,中国福音工作已不再是福音机构的专利,而变成全民参与的活动。不夸张地说,中国事工已隐隐汇成香港教会的一股热潮。
 
    为甚麽会形成这样的热潮呢?勿庸置疑,中国的宗教政策愈来愈宽松,地方主义抬头与各地竞相发展,为香港与海外教会提供广阔的参与空间,是重要的原因。但不可忽略的是,香港教会在此时期对自身身份与使命的确认(或再确认),亦与此热潮密切相关。简言之,我们是藉着参与中国事工,来形塑香港教会的今天与明天。
 
 
    应变部署技穷
 
    过去几年,笔者负责的“研究中心”,曾协助好几个宗派探讨面对政权转易的部署计划。在探讨的过程中,宗派领袖都发现,香港教会原来是没有应变工作可做的。“作最坏的打算”作为一个原则,说说是无妨的,但将之用在堂会与宗派面对九七问题上,却只会造成负面的效果。臂如说,我们不会因着将来政府可能禁止教会办大型布道会、街头布道派单张,便在今天停办这些活动;我们不会取消主日崇拜的讲道,要求弟兄姐妹自食其力,自我喂养。要是我们真的愚蠢到这样做,便等於将数年後或有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提前到今日便预兑现。
 
    我们甚至连锻炼弟兄姐妹受苦心志的途径亦付阙如。受苦必要有具体的兑现场景与行动,不能凭空虚构,闭上眼在心里投射某个自钉十字架的图景。若是香港基督徒今天不会为信仰付具体代价,不觉得他们正为基督受具体苦楚;那麽,我们要求他们为将来的受苦而作心理准备,除了一再以各种假设性的情况(将来教会悉数关门,香港教会实施“三定政策”……)来惊吓他们,使他们感到无能与绝望(即使知道大限临头,除逃跑外,亦无他途),概叹来日无多外,便只能让他们产生不健康的殉道士情意结,藉憧憬某种虚拟的牺牲,而轻忽每天当背的十字架。我们不能在教会进行火警演习,也不能鼓励信徒每天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坐牢。上帝是永恒的现在,信仰亦是现在式。我们只能鼓励信徒履践他们如今当尽的责任,在今天活得真实,而不能将信仰焦点放在不确定的未来,期待在某个时间才满足信仰的要求。
 
    也许有人说,我们得鼓励信徒努力传福音,熟读圣经及基督教要理,建立深度的肢体关系,好使他们能抵御任何的冲击。这是教会面对时代转变所当有的准备。我的回应是:以上努力布道,加强培育,深化关系的建议,根本是教会永恒的要务,没有九七问题,也还是基督徒份所当为的事,又何须特别与时代搭配,将永恒要求沦为权宜措置呢。将原为信仰的基本要求挪借来作应变措施,除了可为基督徒一直以来未尽本分作掩饰外,唯一的效果是把必然的东西偶然化,把明明是每时每刻当作的,且该以平常心作的事,看做是针对某个时代事件的,且彷佛是甚麽激烈悲壮的行动。
 
    如此,一切能即时实践的应变行动皆与变无特别关联,一切针对政治转变而作的部署却又都在此时无落实馀地。客观的事实是:教会并无可为的应变措施。
 
 
    从存活关怀到使命确认
 
    自八十年代九七问题引起香港人广泛关注以来,教会一直思索如何在共产政权下存活。我们所担忧的是今天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他日能否保持,我们所努力经营的亦是使今天的一切在他日尽量保持下去,整个思考模式是防卫性的。不少教牧与信徒领袖以为华人教会保留实力的名义离去,福音机构撤离或在别处设立分部分散投资;早期的议题甚至包括要求信徒背诵经文,以便在圣经给没收後心中仍有经文可用。这种为如何生存而产生的焦虑在八九年年中达致顶峰:教会与社会一样,充斥着悲伤又无奈、无能的挫折感:香港成了悲情城市,香港教会亦像个悲情教会。在熙嚷喧闹好一会後,我们逐渐安静下来,赫然发现以下真相:原来教会是无自我保护的措施可作的,如羊进入狼群中,羊儿根本无自卫能力,保障唯赖持杖持杆的牧羊人。原来教会既不能亦不该以生存为关怀焦点的,她只能为使命而活,“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信仰最大的吊诡处。香港教会在面对政权转移时,唯一能作的是重塑她的信仰身份与使命,她只能为使命而生,并因使命而继续存活。
 
    教会的福音使命是条不归路,有进无退,绝不能三心两意,作甚麽两手准备。不全心全意做福音工作,自建围墙城垒,即等於白占地土,糟蹋上帝的资源,她亦失去存在下去的资格。我们必须把握时机,实践使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教会若忠贞地持守使命,她便一定能存活下去,“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她”。没有使命的教会,便不再是教会,能否存活,亦已不复重要了。
 
    从使命的角度重新思考九七问题,香港教会自然将她的事工与中国需要嫁接起来。她既宣认上帝是历史的主,人间一切变局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那香港的回归中国,香港教会成为中国教会的一部分,便不是□所消极容许,而是有睿智的安排了。过去百多年,香港教会寄寓在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阴庇下,在借来的时间和空间发展,享受较诸台湾与东南亚(遑论中国大陆了)更多的宗教自由,也从人口比例上而言,造就了更多人才与事工(这是毋庸争义的事实,绝非自吹自摇)。我们相信,这是上帝为了让她承担更大的使命而作的预备。与此同时,中国教会在经过最严酷的冬天後,在八十年代向世人展现她惊人的生命力。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後,亦揭露了她存在的各种需要与问题,这些需求的供应与问题的处理,正是香港教会能够稍输棉力的所在。我们在中国教会的需要里发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亦看出未来所应承担的使命。
 
 
    香港教会的民族身份
 
    对比中国庞大的福音需要,香港教会的力量实在是太微薄了。我们断不敢夸言承包中国福音事工。中国教会现存的各样危机,只能由中国基督徒发掘自身资源,自行寻觅解决方案。但是,香港教会的参与,至少可以为这个寻求出路的努力注入积极的动力,提供若干示范性的经验或模式。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业已成为中国教会一员,亦即是中国教会可资发掘的自身资源的一部分。那怕中国教会再以历史的理由,突出“三自”原则,强调“三互”政策,防范海外人士干预与操控,都不能否认九七年後香港教会已是中国教会不可分割的部分:中港教会关系不再属於国际范畴,而是地区问题,所有民族主义的屏障,“和平演变”的国际阴谋理论,皆不适用於香港教会。香港与中国大陆如今布设的一切政治与文化樊篱(包括“特区”在内),都是暂时性而非永久性的,两地的差距会愈来愈小,至终结合为一,故此,没有人可以褫夺我们为中国教会的长远未来思索出路的权利。我们正是在思考中国教会未来的过程中,思考香港教会的未来。
 
    对于香港教会而言,中国事工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额外承担,却是关乎她的存在与身份的自我表达。她是藉着践行中国福音使命,以确认自己作为中国教会一员的民族身份,并为时代的转变寻找一个稳固的神学诠释。她不再以海外宣教来理解中国事工,亦毋庸为投身这个事工营造什麽伟大煽情的异像,因为这已成为她正常教会事工的一部分。
 
    由存亡安危的关怀过度到使命的承担,香港教会寻找她的生命力,积极形塑她的明天。
 
 
 
    梁家麟 现居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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