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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死亡
2016/8/10 12:13:37
读者:9752
■徐干

生命与信仰 总第17 期 2009年10月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也常常会这样问自己:你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午夜梦回,这个问题在静静的夜色中向我走来,令我惊叹不已。人们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就我个人来说,这个问题维系着我游丝般的生命,成为我为什么要活下去的凭藉。

 

这个问题是那样真实。若干年后,如果我能够坐在炉边向这个世界喃喃絮语,讲述我们这类人的经历,爱情与背叛,事业与冒险,欲望与堕落;我相信,这个问题会成为故事的主线,就像激流中的航标灯,在夜色中闪烁着,那蓝色的神秘的光亮,会吸引我们将船驶过去,驶向一个隐密处。

 

而且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提问。那一年,我目睹我的一位朋友在聆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后放声痛哭时,才真正体会到在一个失去崇高的时代,活着是多么痛苦。正是这样一个提问将人生从不能承受之轻中释放出来,如阳光穿过乌云,在大地上播种意义。

 

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只有经过者才能分享这问询中的喜悦,这是一个艰难的行者蓦然回首时的喟叹。时间也无法漫过海滩上的足迹,那些潮湿的脚印会永远新鲜地裸露在寻找者所珍藏的地图册里。即使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带,这个提问也会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在缺氧的高寒区绽放出希冀与企盼。然而这个思考所具有的色彩又是如此另类,它撞击着窥探者的视网膜,因为这样的提问太陌生,在这里,很少有人见到过这样的种子,很少有人见到它如何发芽、孳生,最终长成这片土地的叛逆。

 

我能够理解人们对我的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基督徒?

 

文化大革命的冰河刚刚解冻不久,我们这些回城的知识青年像孤魂一样在大街上游荡。我们穿着破烂的喇叭裤,留着长长的头发,抽着粗大的烟卷;我们像刚刚从西伯利亚释放回来的十二月党人那样,用脏话和浓痰向久违了的文明问安。我们是城市的瘟疫。那一年的冬天,我们走进一座教堂。刚刚复堂的教会坐满了人,我们抽着烟,坐在后边,大声地嘲笑着那些老太太,当她们站起来祷告时,我们依然旁若无人地说笑着,大口地吐着烟雾。

 

牧师静静地看着我们。

我们和他们对视。

我是流氓我怕谁!

现在我们无法向比我们年龄小的孩子们复述那个时代,那些破碎了的畸型的日子无法复活。当我们从天安门前的红海洋走向幸灾乐祸的乡村时,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的女孩被强奸了

我们的男孩被压伤了。

我曾没日没夜的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疾走。已经是深夜了,马路上只有我的破皮鞋在不知所措地寻找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这时,我看见一个人背朝大街夸张地伸开双臂匍匐在墙壁上俯视着一张破纸头。

 

喂!我喊道。

他转过身来。在昏暗的路灯下,他的脸色略显苍白。

是下放知青么?

你呢?他问。

我也是。我说。

他点了点头,他把眼光转向别处,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们都完蛋了。他的语调很平静。

 

1980年前后,知青们的聚会充满世纪末情调,我们咬牙切齿把地跺得震天响,然后一齐吼:我恨!我恨!我恨不得踏平奶奶庙!那是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的咏叹调,我们声嘶力竭地嚎叫,用这种方式渲泻青春的骚动与怨恨,表达了这一代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蔑视。也许此时知青们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青春、友谊、爱情和工作。

 

我恨!我恨!我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歌唱。一时间,人们都在讲述悲伤的故事,就像前苏联解冻文学一样,一些遭受打击的老布尔什维克,吸着低劣的卷烟,苦笑着告诉这个世界,革命、造反不过是一场骗局,他们的高论博得一片喝彩。

 

那是一个嗤笑信仰的时代。从共产主义到佛陀,人们嘲笑一切有关信仰的谈论。一本叫做《乌托邦祭》的小书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我们曾经相信一个美丽的神话,你上面有嫦娥起舞,还有好看的桂花,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这一切不过是虚假,你无氧无水,是个哑吧!这首调侃月亮的诗说出了人们信仰失落后的愤懑与无奈。像运动初始阶段一样,中国的知识界重新举起人文主义的大旗,并用这一视角去审视历史和现实。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等人的著作大行其道,这一类叙述对基督教特别是中世纪教会的诋毁,使不知真相的读者认为基督教和极左的革命运动其实是一回事,它们都是对人性的毒害。人文主义在清理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毁灭时,把剃刀指向古今中外可以称之为真理的学说。他们讽刺一切被视为崇高的事物。

 

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何在?一切有关终极意义的追问都被视为颠狂和可笑。对于那些敏感的人来说,这样的提问甚至会勾起他们痛苦的记忆。当年,正是这样的思考使他们跌入革命造反的陷阱,在他们看来,一切询问和思考统统是弱智。生活是什么?邓丽君的解释让我们耳目一新:我爱美酒加咖啡,一杯接一杯!到处是这样的歌声,虚空像挥之不去的恶臭在这片大地上漫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我如何去接受一种信仰?

 

在那个突然而至的春天,我的情欲、我的骄纵、我的轻狂随着解冻的河流肆意泛滥,在没有堤防的原野上左冲右突。我奔腾咆哮,放浪形骸,欲与天公试比高!我虽然没有像美国诗人惠特曼那样宣称我是地球,但我曾狂妄地自认为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歌手!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在嗣后的日子,当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唱着赞美的诗歌时,常常会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问题。如果你能够耐心听完我的故事,你将会看到神如何进入我破碎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唯一。

 

 

我是孤儿,我的父亲在我没出生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从一个学校飘到另一个学校。严酷的政治环境和经济上的压力把母亲变成一只惊慌失措的孤雁。她完全放弃对我的照管。我像一个小萝卜头在校园里滚来滚去,当别人欺负我时就藏起来。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知道吃饭铃声,铃声一响,我就会出现在食堂里,围着食堂的师傅转,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吃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世界没有太阳。因此,当我从她眼里感受到那束光亮时,就像第一次被春风亲吻的小白杨树,微微颤动着。我们是同班同学,她坐在我的后位。渐渐地,她开始照顾我,当有人欺负我时,她会挺身而出。她是个胆子很大又颇有心计的女孩,她开始带着我走出孤独。她拉着我跑遍城里的大街小巷,我们会坐在城河边的柳树下,就那样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我的长笛吹得很好,她在我的笛声中轻轻地歌唱,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她也常常带我去她家,她的父母都在食品店工作,有很多好吃的,她的奶奶也很疼爱我。在她的呵护下,我渐渐长高了;升入初中后,我比全班男生都高,我能从她眼中读出骄傲,我是她的作品。

 

后来我和我的同学都下放了。

由于我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停发工资,我失去了接济。第二年的清明,我从我下放的村子出发,去寻找一条出路,我带着自己的长笛,沿着那条河踽踽而行,仿佛一只不合时宜的落叶竟飘进这样一个撩人的季节里,不着边际,漫无目的。我盘算着如何寻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在此之前,我已经找过好几家歌舞团,当他们知道我母亲的情况后,都表示爱莫能助。现在到哪里去呢?我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我这样走着,脑子里昏昏沉沉的,贫穷和匮乏将春天的芳菲变成一声碧绿的叹息。此时我只想吃一些东西,于是我开始想到我的女友,我觉得那些浪漫的记忆或许会使我不再想起一些好吃的东西。但是不行,我无法把爱情变成面包,饥饿竟会有如此喧嚣的声浪,将一个少年人在春天的烦恼变得无足轻重。我注意到河水已经很绿啦,浅褐色的堤岸将温柔的臂膀濯洗得如同新妇。中午时,我终于在一个败落的电灌站的小石墙边坐下来,太阳如同一只大钹震得我连眼也睁不开。这时,我又一次想到她,我想到那些美好的夜晚,我想到在我的长笛伴奏下,她如何轻轻地吟唱。

 

她比我幸运,她一直赖在城里不走,她的父亲终于为她安排了工作。但是我能向她要钱么?和我下放在一起的同学鼓动我给她写信,他们说,既然是女朋友就不会见死不救。然而我没有勇气去向一个女孩子伸手。下雪的日子来到了,我们知青点的人大多数都逃回城里。孤独使我捧起心爱的长笛,我站在窗边吹着一支忧郁的曲子,冷风阵阵吹来,那个冰冷的手掌甚至拆断了我最后的一丝想象力。凭窗远眺,我要去找她。

 

还是顺着那条小河走去。在雪夜里悄然离去,我把脚飞快地踏进雪地,然后聆听积雪和胶鞋的磨擦声,我觉得妙不可言。我要飞快地踏出这种声音,远处的坟堆在雪光映照下,尤为清晰,那边是一座小石桥。我用脚踏出四分之三拍,为我的心伴奏;黎明时分,我看到那条街,但我没去找她。

 

我要和我的心说话。

后来,我终于把这一切写给她,她回了一封信,大致上说:她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如何难过,等等。哦,是这样-

 

我依然喜欢在大雪迷漫之际去寻找她(我是在寻找我少年的记忆)。我踏过茫茫雪原和坟地和小石桥,有如一只孤寂的音符,跳过毫无期限的休止,去体验独白的忧伤和幸福。我无法见到她,我只想这样走下去,这时,我的耳边总会响起在笛声伴奏下的吟唱。那是一支无字歌,那个旋律在漫天皆白的原野上如一只绿色的火炬,一闪一闪,灼人眼目。于是我流着眼泪伫立在一堵雪墙或是一条冰封的小河边,听着自己心灵深处的呜咽声。

 

几年以后,我听到她结婚的消息。

为了挣钱养活母亲,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几乎干遍了所有的行当,从电工到油漆工到装璜工到起重工。第一次,我把自己的血汗钱交在母亲手中时,还不到二十岁。繁重的劳作和日晒改变了我的容颜,那个手捧长笛的翩翩少年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1978年的春节,我们偶然在一个同学家相遇,她甚至认不出我是谁。她吃惊地喊着我的乳名,放声痛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再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而且刚刚被提拔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她向我述说当时她的难处,夜已经很深了,她的妹妹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住处,她留住我,我拒绝了。

那一年,她送给我的一块手表也不翼而飞,我把这件事看成一个兆头。

 

我无法告诉她,我的心已经死了,从此我不会相信关于爱情的说教。人与人之间怎么会有爱情呢?我用长笛吹奏的梦幻永远不会成为事实。我把自己的看法写信告诉她时,她说:你成熟了。

 

初恋的故事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对于我,这个世界成为一道难解的数学题。那时我虽然还没有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然而我心里有一个冲动,我要去寻找一种真实,我的天性使我无法接受她的道理。但是真实又是什么?如果少男少女之间的恋情无非是物质生活的延伸,爱的内容又是什么?如果这一切被视为正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

 

谁能为我回答这些问题?

后来我听到她离婚的消息。当时我已经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她在给我的信中诉说她的悲苦,我给她回信,向她介绍有这样一位神,鼓励她去寻求,因为只有这位救主才能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悲剧中拯救出来。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

她没有回信。

 

 

为了挣更多的钱养活母亲,我选择干起重工。这是个既繁重又危险的活计,当时的起重设备还非常落后,砸伤人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人就死在起吊现场。对我来说,灵魂的孤独比肉体的疲劳更为痛苦。在工余,为了度过漫漫长夜,我到处借书阅读。书很少,而且大多是政治类书籍,我对此不感兴趣。一天,我在一个人的家找到一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包括《我的艺术生活》以及他的演讲集和《奥赛罗导演计划》等等。那些是戏剧学院的教科书。但我已饥不择食,反正读什么都一样,总比跟着那些家伙喝酒打牌有意思。于是我开始研究戏剧,几个月下来,我发现自己开始对戏剧感兴趣,我甚至决定写一部剧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起重工的宿舍里没有写字台,每天晚上我钻进饭堂里在桌子上写,我一边写一边朗读那些台词,我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遨游,用这样的蒙汗药放倒自己。每当失恋的痛苦和肉体的劳累袭来时,我就飞快地钻进那些情节。

 

最初,这个剧本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中间传阅。没想到在传阅的过程中,被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发现了,这位作家正准备参加一个大型创作会,在创作会上他把这个剧本郑重其事地推荐给一家大型刊物的主编,三个月后,即19785月,我的第一部话剧《静静的矿山》发表,并附有著名评论家的评论文章《矿山,不平静》。

 

我觉得我人生的真正危机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年都要推出自己的新作,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成为追逐我的一只野兽,使我不能停下脚步。无论是后来进入中学执教,还是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我都不敢稍有懈怠。我的神魂飞越,如入梦境,以致无法走出那个魔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正是中国文学的解冻期,特别是外来文化的进入,更使本土作家眼花缭乱。从1980年开始,我尝试着用各种流派的形式进行创作,包括意识流、荒诞派和所谓的结构主义,这些极具前卫意识的创作活动博得朋友们的大声喝彩。一次喝醉酒时,我竟称自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歌手,一位朋友突然涨红脸站起来指责我,他说:你太狂妄了!

 

我对文学的关注几乎成为一种病态。我不见任何人,把自己关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屋子里日夜奋笔疾书。我为什么要这样?1982年,一家报纸要我谈谈我的创作情况,我从第一部话剧开始然后谈到我后来发表的小说,我夸夸其谈,用文学的狂欢构筑起道貌岸然的作家雕塑,其实那统统是废话。就像大家都常见的那种采访一样,记者问:请问,你为什么要献身文学?大部分作家都会趁机煽情,但是没有任何人敢于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献身文学?

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提问。

 

后来,当我这样诘问自己时,才突然明白这问题的残酷。那是一个深夜,我的耳边又响起她的歌声。于是我恍然大悟,我至今仍然躲在那些情节里治疗自己的创伤。文学,我的避难所。

 

痛苦已经使我的灵魂变形。

看过我作品的人有这样一种印象,见到我本人后,他们无法相信那些情深意长的文字出自我的笔下,这样一个愤世疾俗、玩世不恭的年轻人怎么会唱出如此柔情的歌谣?只有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分裂,我的人格畸变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我的内心愈是痛苦和绝望,我的文字就愈加柔情似水,那是黑色的玫瑰花、有毒的上弦月。如果你是一个有情人,你会听到我在作品中用美丽的旋律诅咒这个世界——是谁导演了我们的悲剧?为什么我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孩子结合?

我的朋友说,是那个世代毁了你。

 

我的母亲说,是我连累了你。

甚至女友也一再痛悔。她说,这怪我,全怪我。

不,这解决不了问题。

我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无法释怀辩护。

 

活着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漫不经心地把痛苦强加给那些毫无防备能力的孩子们时,谁来为这个后果负责?我无权怪罪我的母亲,也无法怪罪她。因为我已经没有这个力量。我觉得我的整个身心已经被一种莫名的恼怒所俘获,我恼怒我自己,也恼怒所有的人。我厌恶这个世界的虚假,自己比别人还要虚假;我厌恶周围人的玩世不恭,自己却比别人更加玩世不恭。

 

我无法走出这样一个悖论。

这一段时间我写了很多有关爱情的小说,其实我在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所写的。我和别的女孩在一起谈情说爱看电影,但我并不真地想和谁认真,我发现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能力真正去爱一个人,我为此恐慌。但是这种恐慌也转瞬即逝,我的生命成了一片荒漠,没有水流,没有绿色,任何种籽也难以发芽。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但最终也以悲剧告终。

 

我耳边整日萦绕的是哈姆雷特那句著名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

 

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为自己设计一种死的方式。到底如何去死?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索着,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她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里。

你怎么来了?

她苦笑着盯着我,不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看出了我有自杀的倾向,匆匆给她去了一份电报。但是母亲和她都错了,我此时对生的厌弃,已不是因着她;我亦然十分焦躁和沮丧,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对此她十分吃惊,她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叫我来?

我无法向她解释,为什么?

 

我已站在死的崖顶,只需再跨出一小步、一小步。但是我又多么渴望活着,我很年轻,我的生命是如此鲜嫩,我不忍下手折断那个带着汁水的枝叶。但是,我又多么渴望着死,我徘徊在死亡的河谷边,像一个想要下水的孩子,既害怕水的寒冷,又恋慕碧波的美丽。

 

啊,死吧,朝前跨出一步,只需一步。

我无法上课,无法写作,无论是站在讲坛前还是面对稿纸,我的头脑都是一片空白。是的,我不愿意死,但是谁能告诉我活下去的理由?198210月的一天,我匆匆走出家门向教堂走去,在整个过程中我几乎是身不由己。那个夜晚,教堂里坐满了人,我匆匆走向前排,走向讲坛,一个老大娘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不死。她看着我,然后问我愿意跪下么?我说,愿意。于是我们跪下。她说,你开口跟我祷告。我说,可以。

 

她说:亲爱的主。

我喊道:亲爱的主。

我的泪水如大雨滂沱而下。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也许能活下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年的深秋。

那个遍地枯叶的小路仿佛从我心中蜿蜒而出,就这样,延伸到教堂门前,这似乎是一种象征。彷徨在这条小路上,秋天的悲凉和萧条令人寒彻骨髓,曾经盛大的夏日在晨霜的突袭下挣扎着,演绎一段绝望的历史。

 

我的步履依然踯踯。

行走在这样的小路上,俄罗斯哲学家舍斯托夫诗一样的咏叹会令人无限着迷:一旦一个人由于命运的安排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恐怖中他就会突然发现,所有美好的先验判断统统是虚假,这时,他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无法抑制的怀疑攫住,这一怀疑随即摧毁了那貌似坚固的空中楼阁的墙脚,苏格拉底,柏拉图、善、人性、理念——所有这一切都是天使和圣人,它们集合在一起,保护人的内在灵魂不受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恶魔的侵害和攻击——如今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化为乌有。于是,人便面临自己最可怖的敌人,在其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令人胆寒的孤独,在这孤独之中,哪怕是最热忱、最温情的心灵也不能把他解救出来……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孤单地留下来,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

 

但是,活下去——就像眼前的这条小路,死亡的气息如遍地落叶装饰着我的日子,我如何跨过横亘在面前的虚空?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的秋天似乎很少有晴朗的日子,淡淡的雾霭在校园中飘浮着,仿佛一幅赝品,折射着虚假的颜色。

我学着向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呼求。

 

这是我逃避死亡的唯一方法。我知道,在我的周围有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漩涡,我能感觉到涡流的吸力。对于我来说,向上帝的祈祷犹如救生的木筏,它使我不再沉迷于投向涡流的遐想。

但是,真的有一位上帝么?

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不太可能。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无限惶恐。因为我知道,关于上帝的一切说法,很可能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知识体系,当我用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去询问时,也许会一不小心把这张窗纸戳破。没有上帝,没有另一个地方。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一位上帝,我如何活下去?不!我不需要理智,最起码现在不要,我宁愿活在那些老太太向我介绍的一个神话中。我要坚守在这样一堆积木搭成的虚幻世界里苟延残喘。即使这是一个虚幻的上帝,我也不愿意像尼采那样去……杀死他。

 

我知道,这个上帝消失的日子,也是我的死期。

我已经停止写作,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对上帝的假设中。我到处打听那些信基督教的老太太们的住处,我去拜访她们,然后去询问,我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寻找有关这位上帝的一切,我倾听她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讲述那个美丽的故事:小小的主耶稣睡在马槽里……”

 

是的,我无法相信。但是我又很难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这一切纯属虚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此如醉如痴?当这样一个意念涌上我的心头时,我会暗自庆幸。我觉得我的头脑里有两个声音,一个开讲时,另一个马上反扑过去。我尝试着去阅读《圣经》,但是我很快就失去了打开它的勇气。我承认,我读不下去。我发现这是一部十分奇怪的书,姑且不论它的内容如何,单是它文字的生涩和叙述方式的原始就令人望而却步。《圣经》文本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仿佛是一个乡村落弟秀才的作品;用一个作家的眼光去看那些叙事段落,就觉得非常别扭。而且,那些向我传福音的老太太们也力图为我解疑答难。凭心而论,她们的热情让人感动,但是她们对神的证明却使我更加糊涂。譬如,她们告诉我,看看你咽喉下的那个疙瘩,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偷吃禁果惹下的麻烦,他老人家吃得太贪了,果子便卡在那儿,瞧,怎么样,你用手摸一下试试。这典故令我莞尔。

 

教会里的牧师告诉我,我的知识已成为我信仰的障碍。这个说法使我顿生疑窦,他的话让我回忆起官方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充斥着我的教科书,人们指控宗教是愚弄劳动人民。愚民,在文化革命刚结束不久,这是一个令人唾弃的单词。

 

我觉得牧师的说法似乎在证实教科书上对宗教批判的正确性,我怀疑恐怕连牧师自己也不会相信男性的喉结是被一个苹果搞大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我去接受这个连傻瓜也不会相信的玩笑呢?由于我实在无法认同咽喉下面的疙瘩等诸如此类的见证,我发现教会里的一些老太太对我渐渐失去了兴趣,她们看见我只是笑笑,而且那些微笑也有很多内容。这时,我所在的单位对我的情况也已有所觉察。1982年的下半年,中国国内正在开展一个新的有关思想领域的斗争,这个被官方报刊称之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政治性运动,人们对十年浩劫的严酷记忆犹新,当报纸上刚刚透露出有关信息时,人们如惊弓之鸟,都十分紧张。而我此时正频频出入教会,毫无疑问,我已成为单位里一些积极分子关注的对象。果然,没过多久,单位领导在一次大会上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了我的迷信思想。很多人都在为我担心,因为大家都难以预料运动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文学界也开始流传一些风言风雨,有人认为我的作品过于前卫,人们似乎从那些看似浪漫的情调中嗅出了颓废和绝望。

 

但是,所有的危险对我已无关紧要,我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必须去寻找这样一位上帝。即使我面对的是一个完全荒诞不稽的世界,即使我的困惑像团团迷雾包围着我前方的路径,我的脚步也不会稍有停留。当然,我甚至还必须面对各样的风险,我无法预测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我必须前行,我义无反顾。因为我必须去寻找,只有这样一位上帝才能使我忘记死的诱惑,只有这样匆匆地寻求才能使我暂且逃避对死的渴望。我仿佛爬行在一个布满荆棘和蒺藜的小路上,我浑身是伤,满脸是血,气喘吁吁,不胜惶恐。我像一个垂死的人发出呼叫:

“——主啊!救救我!救救我!

 

 

在我寻找上帝的过程中,我最早接触到的有关信仰方面的书是考门夫人的《荒漠甘泉》。考门夫人的笔下有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典雅,那些经过精心选择的主题在一个个赏心悦目的小故事表述下,使慕道者倍感亲切。《荒漠甘泉》的版本很多,即使是汉译本也有很多种,别人送给我的是一种很小的精选本,但是这在当时已弥足珍贵。

 

我是一个酷爱阅读的人,我看书的速度极快,我甚至可以同时看两种不同的书。我的阅读甚至是一种病态,只要打开书的第一页,就很难中止。但是,自杀的意念使我无法阅读,我无法读完任何一篇文章,即使是短章。有时,一本书才刚读完序言,内心就会响起一个声音:自杀!自杀!我会马上终止阅读,走向户外。

 

一般来说,我的阅读并不是没有选择性,特别是从事教学和文学创作之后,我对书籍的选择是极严格的。无论是文学还是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论着,我的关注点大多停留在现代派这一范围之内,我阅读的目的也从兴趣转向研究。然而现在我却无法达成和书籍的默契,阅读自身也变成了自杀的诱因。我无法进入那样一个世界。那个曾经使我无限愉悦的天地,现在却令我十分痛苦,当我小心翼翼地翻阅那本《荒漠甘泉》时,我发现,我要寻觅的正是这样一种吟咏声。令我难以释怀的是考门夫人对痛苦的诠释,我仿佛在一个没有生命的荒原上突然发现了人类的足迹。这是一个同伴。她对痛苦的看法使我暂时忘记了伤痛,她把苦难解释成上帝对人的恩赐,这句话如惊雷炸响,使我顿时恢复了听觉。考门夫人令我惊讶,她在苦难中的漫步如此优雅,以至于把滴下的鲜血变成路旁的花朵。

 

我的痛苦终于寻找到出口。

我把那本书合上,我的激动使我无法阅读。我向上帝发出赞美:主,谢谢你!

 

但是我仍然在回避《圣经》,我无法承受它文体的沉重。星期天聚会时,我听牧师讲道,那个愉快的老人站在讲台后面笑眯眯地晃动着,像一棵临风的老树。我很羡慕他引用《圣经》时的熟练与热情,我幻想进入他那样的状态,我猜想那种感觉肯定无比美妙。但是当我向他请教时,我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交流上的困难。和我这样的普通的阅读者不同,对于他来说,《圣经》文本似乎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形态,面对一些问题,当我问道这是为什么时,他总是说,不要问,只要信!

 

我被他的态度吓坏了。

他几乎是在暗示我对自己的阅读悟性必须实行阉割,因为《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我还发现教会里大部分人都不读《圣经》,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喜欢唱歌,他们在唱诗班里跟一位音乐老师学唱歌,他们虽然也手捧着《圣经》,我怀疑他们是否认真阅读过。他们对此似乎不感兴趣。

 

但是我必须知道《圣经》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因为《荒漠甘泉》已不能满足我,我意识到了《圣经》对我的重要性,这是一种直觉。当时我还没有接触《旧约》,别人送给我的是一本《新约》。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闯入那片神秘的王国,却未能拓展自己的行程;我对阅读的挑剔,使我无法接受《圣经》的笨拙。我的问题如此之多,以致于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我并不是真心来寻求上帝,而是以提问的方式挑战教会和信仰。人们的目光使我痛苦,我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渴望一旦湮灭,就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我要尽力呵护这一粒火种,它是我活下去的借口。

 

是的,其实我并不想提问。

我是多么渴望那样一种阅读状态,那种孩童般的天真无邪,就像那位鹤发童颜的牧师,他释经时的流畅令人心驰神往。看着他侃侃而谈的喜悦,我能够想象他口中的甘甜。我常常坐在靠近讲坛的位置上,注目他面部,去分享他的读经的快意和满足。

 

但是,我不能做到这样。我仍然要提问。我无法压抑我的疑惑,我的问题太多太多,对于我来说,福音书像危险的雷区,我几乎无法挪动双脚。譬如,我曾经去问过一位牧者,我对四部福音在同一时空内同时展开对同一事件的叙述表示难以理解。因为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叙述策略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且不说真理载体所必须具备的形式完美,即使是智者的著述,此种叙事形态也不具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如果这是一种不必要的重复,一种啰嗦,甚至是故弄玄虚,神的作品怎么会存在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牧者的回答是神学性的。他认为马太见证的是作为人子的基督,约翰见证的是神子耶稣,路加见证的是一位仆人,等等。当时我无法认同这样的神学结论,作为一个正常的、以非信仰为前提的阅读者,我要寻找的是新闻学意义上的解释。我坚持,阐释应当是平等的,非先在给定的。和我谈话的牧者有些失望。他说:你祷告吧,他会为你解答。

 

我要向上帝说明我的困难。

奇怪的是,上帝似乎在回避这个问题。在我向他呼求之后,他给我的是一本反驳进化论的书。很多年后,当我向弟兄姐妹们见证这一段经历时,对于上帝的步骤才恍然大悟。事实上,我当时不仅无力研读《圣经》,在从无神论转向有神论的全过程中,疑问之多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神论在中国仍是禁区,但是上帝会在沙漠中为我预备。几乎随着每一个疑问的到来,上帝都会为我送来一本解答的书刊,有时甚至会在国内出版的报纸上为我准备答案,我无法一一述说他的奇妙。上帝藉着这些向我说话,他引领我穿过一个个暗礁和险滩,二十年后,当我引领一些知识分子归向上帝时,我总是说,感谢上帝吧,当年他领着我就是从这里走过来。

 

我知道上帝会帮助我阅读《圣经》。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们当然会一同分享后来的精彩。你会看到这故事高潮迭起。我毫不怀疑神始终把握着幕启幕落。他怜悯我们。

 

 

1982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在教会里认识了一个女孩。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后果是我始料未及的。引起我对她关注的,不仅仅是她研读《圣经》的执着以及对教会工作的热情,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在我们的知青点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的悲剧成为那个时代最为苦涩的歌谣。

 

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她年龄虽小,却是国内教会最早的一批基督徒,她经历过教会的地下阶段。当时由于缺少《圣经》,他们把福音书拆开,每人分一个单张,然后珍藏起来,日夜研读。这些危险和困苦的见证使她成为教会最年轻的执事。在她的周围渐渐形成一个圈子,那些年长的信徒珍惜她、宝贵她,把她看成教会的未来。我的出现使他们倍感紧张,他们用疑虑重重的目光打量我。我的长长的头发和带着破洞的喇叭裤都令他们吃惊。他们无法理解在这种前卫形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诉求,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坏孩子。即使是她也无法接受我的另类;我的疯狂、喧嚣和她的内向质朴形成强烈的反差,她第一次见到我时,眼睛里就装满了问号。

 

但是,她很快就看到了我的脆弱和颓废,我游走在死亡边缘的绝望令她震动。我告诉她,我曾长时间地盯着宿舍房顶的梁木出神,计划着如何自缢。这情景使她难以想象。事实上,我当时对她的追求也是为了逃避死的箭矢。我幻想有一个平静的港湾能使我远离死死追赶我的恶梦。

 

不过,我怀疑我有没有力量完成这一次爱的跋涉,我怀疑我形同梏木的情感世界能否重新燃起爱的激情。我对对方同样存在着一些疑问,因为我每一次见到她时,都看到她在读圣经,和别的女孩子不同,她似乎没有任何爱好。我怀疑她对外部世界的冷漠是不是一种性格缺陷?特别是她的沉默,更使人难以窥破她内心的隐秘。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在进行一次冒险之旅?

 

一开始整个教会保持平静。后来我才发现这绝对是观察上的失误。其实,我们的周围布满了眼睛,人们在静待情节的发展,他们在克制着,讨论着,似乎在酝酿一个计划。

 

现在重新回过头来阅读那一段故事,你能够理解人们的愤怒和不平。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教会里有很多浪漫的传说,唱诗班里的年轻人在音乐营造的氛围中悄悄地播撒爱情的种子,基督教在道德伦理上的美好也使家长鼓励孩子们到教会去解决个人问题。他们像飞向爱情岛的候鸟,常常是只身而来,然后双双飞去,唱诗班里的年轻人每隔几年就会有一轮更新。老年信徒对此忧心忡忡,却无法干预这样的好事,而牧者对孩子们的诡计也一直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也许他常常会被《雅歌》的美妙所感动,总之,他对唱诗班里的爱情不置可否。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会怎样呢?

 

她对此一直沉默不语。

然而我却已感受到风暴就要来临。

教会里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我的流言。这流言虽然没有多少人身攻击的内容,但是有一个声音仍然引起了我的警觉,他们认为我也像那些飞来飞去的孩子们一样,把教会当作爱情驿站。一些人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特别是那种暧昧的模棱两可的微笑令我惊异,我从那些嘲讽的眼神中读出了人性的黑暗。但是,我并没有因人言而退却,我仍然去寻找。那些人无法理解我的狂热和痴迷,他们听不到死亡追逐我的脚步声,那个声音就在我的身后嘹亮地响着,这样的游戏令我疯狂。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我能不死,因此,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们把我看成什么,我是疯子我怕谁!

 

但是她想撤退。我无法了解在她周围发生了什么,那是一段闪烁不定的日子。我觉得我要向她说明,我有必要以书信的形式陈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而且我还要告诉她,我对上帝的寻求并非因着她,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是荒唐的。

 

她很平静。她说:我们为这件事祷告。

紧接着出现的情况使我很烦恼,这件事不仅传遍整个教会,而且也传向社会。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好几个版本,我没有兴趣去揣测其中情节上的差异,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有人把故事夸大了。

 

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大朋友找我说这件事。他曾经从事涉外工作,对俄罗斯文学和欧美文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和深入地研究。 他关于基督教和教会的知识基本上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文学作品,他对天主教耶稣会印象极深刻;作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在他的眼中教会似乎是一种神秘的社团组织。我不知这一视角会为他提供什么样的怪异和诡谲,总之,他见到我时一脸沉重。

 

他说:我听到一些信息,你的爱情故事恐怕会触及到一个很敏感的世界。他询问关于她的一些情况,然后沉默了好几分钟,才说道:据我所知,她是一位献身宗教的女子,是他们的圣女,他们绝不会让你动他们的圣女,他讲述了中世纪教会的一些极端做法,然后警告我道:教会的报复是很可怕的,你必须停止了。

 

但是我已无法停止。就像死亡对我的追赶从来就没有停止一样。我相信上帝,也相信她,我为这件事向天父祈祷,我相信任何人都必须服在天父的权下。

 

教会里对这件事的反应愈来愈强烈。1983年的秋冬之交,他们怂动她的父母将她隔离起来,使我们无法见面。这样做不仅令我难过,也对她构成了伤害。此时,教会中的一些人为了夺权频频攻击牧者。目睹这一切,她陷入极度痛苦,开始怀疑教会的属灵光景。

 

1983年的圣诞节前夕,我们决定结婚。

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我们登上南下的列车。没有人为我们送行,没有人为我们祝福,站台上冷清清的,十分凄凉。车已经满员,连座位也没有,我们只好站在车厢的衔接处。那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夜,凌冽的寒风从车厢的缝隙中钻进来,冻僵了我们的手脚,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为对方取暖。聆听着车轮单调的运行声,城市的灯光渐渐远去,我们的心在哭泣。

天父,求你为我们证婚!

 

 

已经是春天了,我们被那个夜晚冻僵的心仍然未能复苏过来。教会里发生的事也愈来愈令人惊骇。一次散会后,教会的长老竟揪住刚刚走下讲台的牧师不放,年迈的牧师脸色惨白,几乎在他的推搡下跌倒。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跟着起哄。目睹眼前的混乱,我和她都非常难过。有好几个礼拜天我们都没能去参加聚会。对于我们来说,这的确非同寻常,无言相对。她小声吟唱着赞美诗,泪流满面。

那是她最软弱的一段时光。没有牧者,没有教会,她以读经祷告来坚守信仰的底线。有好几个夜晚,我从梦中醒来,看见她仍然跪在床上和天父说话,我知道她内心一定是十分疲惫,她的眼泪也使得那些日子格外阴沉荒芜。

 

和她相比,我的脚步似乎更加杂乱无章。

我的母亲有一种看法,虽然她从来没有确切地将这一点表达出来,但是我知道她的心境。她认为婚姻才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我对信仰的寻求很可能只是瞬间眩晕。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这几乎已成为某种共识。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的确存有尚未成形的祈求,难道我真的希图用爱情的芬芳去覆盖死之惨白?

 

她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为我祷告,她夜以继日地向天父祈求,她紧紧地抓住主的应许不放。我的信心则在她祷告的波涛中时起时伏。有一段时间,我试图重新返回文坛。1984年底,我发表了归信基督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凤凰涅盘》,之后不久,我又发表了另外一部中篇小说《殉者的歌唱》。这两部小说虽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但是它所散发出死亡的气息也弥漫在字里行间。

 

我告诉她,我仍然想死。

这是第一次,我把死的迷人和恐怖直接告诉她。这个来自我内心深处的信息使我为之震动。是的,爱情也无法庇护我逃离死的追逐。现在,它又来了。我能听得见它愈来愈近的脚步声,它就那样径直向我走来,热情地呼唤着我的姓名。我告诉她,我想死。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把这一切告诉她,她拉住我的手说:我们向天父祈求。当我们跪下向天父祈求时,我的耳边响起诗篇十八篇的诵读声: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盘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

但是,我为什么会对死亡如此痴情?

 

我无法寻求一个生存论意义上的答案,我无法从个人际遇上去理解这种弃世情怀的由来。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这是她对这件事的理解。当她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这个陈述句如诗一样质朴美丽,它克尔凯郭尔式的忧郁和神秘令我陷入了思考。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能像解剖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去解剖我自己,我相信呈现在我面前的肯定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灵魂。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不会轻易去寻找上帝,我的贪婪使我极少有闲暇的时间去探讨物质以外的事物。当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思路,用进化论的观念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时,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的骄傲也使我在诸多极有意味的现象上面无所驻心,我们用自以为是的轻狂在这些地段的上空呼啸而过,事实上我们对知识的追求也是源于对名利的深深迷恋。而我们沾沾自喜的所谓知识,由于LOGOS的缺席,也显得支离破碎,浮光掠影。即使疑问丛丛,我们很少向深处探询,我们游戏在表层,乐不思蜀。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提出终极之问?

 

我承认,死亡的频频探访才使我蓦然回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理解到无神论的荒谬。我的知识之塔轰然坍塌。整个世界的格局完全颠覆了,我在这场天崩地裂的变化中体验到一全新的秩序。是的,正是死亡把我逼上了思维的临界状态,站在那个视角上面对世界,我才窥视到一个真实的答案,于是我有了约伯那样的喜悦。

 

自杀的人太多了,不可胜数。站在理性的悬崖上一旦识破了世界的虚空和荒谬,你所能够做到的,只有纵身一跃。和他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我从人的尽头拾级而上,一个声音吸引我,那个声音呼唤我去寻求他,他用爱的温柔、诗的绚丽为我预备一个家园。和死亡的邀请相比,那个声音透出的暖意令我为之陶醉。然而,当我面对这位真实的上帝时,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真光朗照我的黑暗,一个可怕的被扭曲的生命呈现在我的面前,上帝让我看到那就是我。

 

污秽的人需要洁净,你愿意被上帝洁净么?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你愿意被上帝医治么?濒死的人需要拯救,你愿意被上帝拯救么?

 

那是我么?那是我么?

我无法描述内心的震动。我相信,任何人,当他面对一位真实的上帝和真实的自我时,他内心的感受是难以述说的。你所有的生存经验都被破碎,你曾经拥有的词汇完全失效。多少日子,我在被死亡追逐时的呼求现在终于有了结局,那个无数次站在死亡河谷边的呼求以从未有过的真实和热切冲口而出。

 

我,一个从没有见过父亲的人,尝试着用那个陌生的单词去呼唤他——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的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她说:如果不是上帝,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她认为我即使不自杀,也会猝死。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坏习气太多。熬夜、抽烟和生活无节制都是隐形杀手。一些作家和诗人因此英年早逝。我的朋友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像流星划过天空,消失在黑暗中。这一切都是罪的果子,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一个从未有过的企盼,我向上帝呼求——父啊,求你拯救我这个罪人。从得救那一天起我就立志要戒掉那些不良习惯,我在祷告中祈求天父帮助我。下放农村时,我跟农民学会了抽烟,写作生涯也使我的烟瘾愈来愈大,直至后来出现大脑瞬间休克和尼古丁中毒症。曾有无数次的戒烟计划,当你真正实施时才体会到幽默大师林语堂的感喟:能戒掉烟的人无所不能。我祈求天父帮助我。

 

1989年冬季,我终于戒烟成功,我知道这是上帝的能力。第二年春天,我们决定在家中聚会,那是我们最软弱的日子。有一段时间,她灰心到极点,她甚至认为上帝已经离开我们。然而我们还能祷告,我们游丝般的呼救声蒙了上帝垂听,1990年春天,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居住。那天中午,她在似睡非睡中听到一个声音说,起来,向耶和华筑坛。

 

从此,我们把我们的新家献给上帝。

但是,我仍然不能清楚的明白圣经,我仍然有一些疑问,我向上帝祷告求他指教我,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不仅打开我的心窍,使我渐渐明白他的话语,也启示我向他委身,他用《罗马书》65节的一段话发出亲切的邀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一个声音从心灵的深处向我发问:你愿意死么?你愿意向这个世界死去,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么?

 

我曾经那样迷恋死亡,我曾无数次地站在生命的断裂处向着死亡之谷眺望,死亡的波光闪烁着美丽的幻影。在那条弥漫着阴间黑雾的小路上,我孤独地行进着,谛听死亡的合唱在周围升腾、回旋、爆发。现在,在我的人生中又一次和死亡的询问不期而遇——你愿意死么?但是,这个发问不同往常,和生物意义上的死不同,那种率意的纵身一跃多么简洁,这次有关死的邀请是要你死,并且活着。你愿意么?这个问题是那样锋利,它直逼我内心的隐秘处,斩断我所有的退路。这样的死,意味着我从此和世界决绝,我必须放弃我的职务,再也无法升职,我将成为人人都看不起的渣滓,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也将走向苦难之途。这个询问使我经历了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痛苦,圣灵也帮助我选择顺服上帝。1994523,我接受洗礼,当从水中上来时,我的耳边又响起《罗马书》中的一段话:“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上帝用他的话语引导我,鼓励我与他同行。

 

此后,主用神迹奇事带领我们,训练我们,把百般的恩赐赐给我们,他更赐给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让我品尝到他爱的甘甜。

 

 

在中国,信仰会呈现出如此刻骨铭心的真实,从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起,你就将被社会淘汰出局,你像孤魂一样游走在主流群体和边缘人群之间,尴尬地面对一个无所适从的局面。从1984年到1994年的整整十年中,我无法找到一个和我知识水平相仿的基督徒。我渴望对话和交流,但是那几乎不可能。耶稣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在我的信仰实践中一再地体味到了这句话的信实。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无神论实际上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信仰的回避并非认识论上的障碍,而是基于个体际遇的困难。当文学艺术的未来派和现代主义者用惊世骇俗的激情诠释他们和世界的隔阂时,无非是在和世界调情。而真正的、具有悲剧意义的另类正是上帝的儿女们。耶稣说,你们这小群。这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永远地成为这世界上的渣滓。因此,在我的周围,主流群体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有关基督信仰的谈论,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同路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她像一双掉队的大雁在初雪的冬夜里到处去寻找同伴们散落的翎毛。我们用自行车载着呀呀学语的小女儿,几乎跑遍了周围的乡村和城邑。令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我们见不到《圣经》里所描述的那种信仰和实践者。我发现,关于信仰,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茫然,一样不知所措。

 

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初向大学生们传讲福音的动机正是为了走出这种孤独,我要自己雕塑我的对话者,我无法长久地忍受这种形只影单的跋涉。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的冬天,那是个哈气成冰的深夜,我和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徜徉在厚厚的雪地里,已经是凌晨了,我们还在走着。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到以色列的奇迹,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仿佛是一次充满激情的布道,但是我的内心却十分空虚。

 

然而正是在深深的沮丧中,我才亲自品尝到主当年的孤独与失望,我才明白了这条道路的凄苦。也正是在这样的软弱中才对主的扶持和带领充满了深深的感激。走出客西马尼之夜的恩主用他温柔的手拭去我们的泪水,用神迹奇事引领我们走出绝望之地。那一段日子,主似乎特别垂听我们的祷告,一些无法想象的事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时,和我们在一起聚会的人已经很多了,我希望唱诗时能有一架风琴,由于刚刚从母亲家里搬出来,我们的经济还不太宽裕。我向主说,我要用30块钱买一架琴。这祷告的确有些异想天开,因为30块钱连个稍微像样的椅子也买不到。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一个姓周的姊妹突然来到我们家,她带来的消息令我们难以置信:市立医院有一个女孩从师范学院买了一架处理的风琴,她本想学琴,现在不准备学了,要把风琴卖掉。我连忙问道,她要多少钱?那个姊妹说:“30块!

 

十多年来,妻子对教会成长的见证只有一句话,她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这是大卫的诗。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中赞美神的信实和慈爱,这美丽的旋律已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石,使我们在困苦和急难中等候神向我们显现。那些动人的吟唱仿佛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摇曳在我们忧伤的日子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我们没有上过神学,没有师傅的带领,我们看不懂《圣经》,我们不知道如何服事弟兄姐妹,我们甚至找不到人为弟兄姐妹施洗。我们把这一切向主陈明,然后说:主啊,你让我们筑坛,我们已经筑了,你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行,现在就看你的了。这并不是向主推脱责任,因为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十四、五岁就下放农村,她的文化程度很低,除了有一颗爱主的心,她的确什么都没有。我虽然有知识但是连《圣经》也看不明白,这知识还有什么用?用她的话说,我的知识除了助长人的血气之外,对教会毫无益处。

 

除了等候神,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相信他的应许,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

只有我知道,在面对信仰和《圣经》时,从来没有人会有我那么多疑问。现在看来,有些疑问甚至十分可笑。比如,我怀疑历史上是不是有那么一位大祭司该亚法,第二天我就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则新闻,那则新闻报道,耶路撒冷在修建外环路时发现了大祭司该亚法的骨灰罐。在我寻求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盖满了我每一个脚印,主在每一步都有带领。我们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小教会,和外界很少接触;我在什么地方迷惑,上帝就亲自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厌其烦,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给我送来属灵的书籍,包括唐崇荣牧师和其它一些名牧的讲道。如果说上帝教会我知识和聪明,他更教会我忍耐,他忍耐我的怀疑,甚至是刁难,他让我从他那里看到什么是永不止息的爱。他甚至在写作上训练我。1988年前后,我的写作出现困难,我无法克服文风过于空灵的危机,我向上帝寻求帮助,他要我学习《圣经》的质朴和大气,从而把文风沉下来。

 

上帝在训练我的过程中,从不放过每一件事。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把我意想不到的一幕放在最后,等候我如何给出答案。

 

 

2007年春季的一个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我现在在车上,我在手机上看到家里在下雨,你能到车站接我吗?我很吃惊,我问:你是谁?她沉默着,我突然明白了,是她!我手里拿着话筒愣在那里,怎么会是她?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如何和她说话。我无法形容内心的挣扎,那些破碎的日子又突然涌现在我的眼前。她在另一端等着,我甚至能听到她的喘息声。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埋怨。我问天父,你既然爱我,为什么让我面对这一切?你为什么把这世界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放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要重新撕开这道伤口?就在这样的埋怨中,我耳边响起另一个声音,她不是女人吗?女人不是比男人软弱吗?你不是要爱仇敌吗?在这个声音里,我渐渐平静了,我问她现在到哪里了,我说我会带着雨伞去接她。

 

但是,当我在车站上见到她时,发现我面对的是一个从未见到过的女人!她完全衰弱了,她站在站台上,脸上写满了凄凉。上帝让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毁了的女人。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活在对她的怨恨中,现在,上帝让我看到这个故事最惊心的段落,她不只是毁了我,是把自己也毁了!我突然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要我面对这一幕。

 

她静静地向我走来。

雨还在下着。

啊,天父,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这世界本来就是一幕伤心戏。只有你能医治我们受伤的灵魂。从来就不是谁伤害了谁,是我们自己伤害了自己。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泪河的源头,是这泪河的每一滴苦涩。天父,我们漫天的泪水也只有你能擦干。

 

天父,我,没有父亲,没有兄长,没有老师。只有你在我的泪水中回答我——我就是你的父亲,你的兄长,你的老师,你人生中的所有缺失都由我来补满。你让我徘徊在死亡的河边,使我从世界的虚空中惊醒,你把一个谁都可以欺侮的孤儿塑造成一个作家,一个传道人,成为更多人的父亲,兄长,老师。你让我面对这世界的苦痛和悲惨,锻造我的怜悯和宽广。你让我阅读每一滴眼泪的份量,教会我像你那样去抚平受难者的伤口。啊,父神,我的父亲,我的兄长,我的老师。

 

雨,还在下着,我已经分不清脸上的泪水和雨水。

 

 

徐干  中国大陆基督徒,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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