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 On]  |  [Register]  |  Gmail  |  yahoo!mail  |  hotmail  |  qq  |  雅虎天气
cclife
中国的华医生(四)
2016/8/2 13:34:14
读者:2763
■文思

生命季刊 第58期 2011年6月

 

 

辗转征途

1944年9月16日,思达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在华理士率领下疏散撤离后不久,梧州城便于9月22日沦陷。此后,思达医院这支几十人的队伍一直沿着西江流域在广西内地各处辗转迁移。有时,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他们白天藏身在山洞里,晚上才把隐蔽的驳船拖出河岸,趁着夜色驶往下一个目的地。

有一次,队伍到了一个小村镇,发现这里挤满了难民,很多病饿伤重的人就倒毙在大街上,无人收尸,任由野猪、野狗啃咬。更有一些饿急了的牲畜,居然兽性大发,凶猛地攻击那些已经虚弱得无力自卫的逃难饥民。

面对严重的食物短缺和队伍有可能被迫解散的危急处境,肩负重任的华理士反复鼓励大家沉着镇定,借着祷告安稳众人软弱的心。同时,他也费尽心思四处寻找粮食,按各人所需进行定量配给,并对患病的同工给予特别照顾。

一位护士后来忆述:“有一天华医生又把自己的那份米饭让给了生病发烧的护士吃。饭后我走出来,没想到无意中却发现他躲在帐篷后面,正偷偷地把烧糊扔掉的饭焦捡回来塞进嘴里。他看见我后,顿时显得很不自然。我相信,平常习惯吃牛奶面包的华医生并不是因为吃饭焦而难为情,他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其实饿得有多厉害。他瘦得像根禾杆,看上去一阵大风都可以将他刮跑。”

奇妙的是,华理士没有因长期饥饿和日夜操劳而倒下,反而时刻展现出一种令人佩服的非凡毅力和坚定信心。他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给大家补充营养,例如找来一些禽鸟的骨头捣烂煮着吃,说这有利于增加维生素。思达医院的许多医护人员就靠这样的方法维持生命,度过疏散转移过程中最危险的难关。

一名护士后来深有感触地对另一位美国女传道说:“坦白地说,你们美国和西方宣教士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的。我知道宣教士都很爱华人,但毕竟生活方式不一样,彼此还是有一点差异的。然而华医生就不同了,他完全不理会这些差异。他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他完全接纳我们,毫无保留地接纳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分开,没有一人掉队,真的看不到有比这更值得感恩的队伍了。我们每天祈祷,是流着眼泪的大声祷告,我们每天都寻求神,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的。”

凯旋之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这一天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当时,华理士带领思达医院的全体人员正在南宁,听到电台广播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时,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紧接着,便是举国沸腾的欢庆,驻守当地的美国盟军部队邀请思达医院的护士们参加他们的祝捷大会并登台演唱。

如同军方通常举办的庆祝活动一样,晚上的联欢晚会很快就变成恣意纵情的狂欢滥醉。思达医院的医护人员一向举止端庄稳重,面对这样闹哄哄的场面,一时不知所措,便问院长华理士该如何应对。

华理士微笑着说:“站起来唱一首赞美诗吧。”

当护士们唱起赞美诗的时候,喧嚣嘈杂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官兵们屏息静听,旋律庄严优美的圣诗触动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战争苦难的回忆、思乡归家的心情、对大能上主眷顾引导的感恩,瞬间都汇聚、融化在每一个美妙的音符之中。

9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华理士和在内地辗转避难刚好将近一年的思达医院所有同工一起,满怀喜悦地登上一艘驳船,从南宁启程返回光复后的梧州。

驳船顺流而下,四天的航程很快就过去。当昔日梧州城熟悉的景色重现眼前时,经历了颠沛流离无数困苦的同工们禁不住欢呼雀跃,一齐站起来同声高歌赞美:

拥戴我主为王,羔羊在宝座上;

听啊!好乐传遍诸天,和声压倒群响,

醒啊!我心同唱,颂他救恩浩荡,

欢呼为你受死之主,千秋万岁无疆。

当日,华理士给远在美国田纳西家乡的妹妹寄出一封信,一如以往惜墨如金的风格,只是内容更加简短,堪称历来最短的家书,千言万语尽在寥寥几字之中:

亲爱的妹妹:梧州。

          爱你的:比尔

修复与重建

战后的思达医院,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不忍卒睹的颓败荒废景象:日本占领军在一楼饲养军马,四处都是杂草和马粪,原本干净整洁的医院被弄得脏乱不堪。整座大楼无水、无电,门窗家具全被拆掉或毁坏,无一幸免,搬不走的设备被扔在院子里,主要部件均被破坏。医院大楼的屋顶还被炸弹掀掉了一大片。

华理士巡视过医院各处之后,在台阶前召集全体同工,用平静的语气宣布:“现在周围都是病人,他们需要医院。我们应该尽快修复它。”

大家再次发现,华医生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因陋就简地迅速建起了一间实验室,恢复了医院的化验工作;又造了一个简易的蒸馏器,用来制作消毒盐水,并利用日军废弃的汽油桶制成储水罐,以解医院未恢复供水的燃眉之急。他还造了一个手动发电机,用于手术照明,使紧急的手术在电力供应中断的情况下可以恢复施行。

在华理士院长身先士卒的带领下,思达医院的修复和重建工作开展得紧张而有条不紊。众人齐心协力清除了所有杂物和垃圾,还清理出三颗日军遗留下来的未引爆的炸弹。

短短一星期后,在医院五楼弹痕累累的小礼拜堂内,全体同工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崇拜,众人在神面前再次坚定自己奉献的心志。礼拜结束后,大家一起下楼,来到前院,打开医院的大铁门。被迫关闭整整一年的浸信会梧州思达医院正式宣告重开!

由于毕济时医生在美国尚未回梧州,担负院长职责的华理士再度陷入繁忙的行政院务之中,以致不得不减少他最热爱的外科医务工作。由于人手缺乏,他亲自动手修复医院的厨房,弄来砖块重新砌起炉灶,又监督工人修复医院损坏的屋顶。

为了培训新招的实习医生和护士,华理士亲自跑到城外乡村的荒野,捡拾无人殓葬的无主尸骨,带回医院制成骨胳标本,供教学实习之用。全院上下的医护人员都发自内心地承认,华医生对他们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

在疏散转移期间,被差会委派从外地专程赶往百色加入思达医院担任护士长的赖特露思(Lucy Wright)姑娘抱怨说:

“他太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了。医院只剩下两三张破旧的木床,他全部送到护士宿舍,自己就铺一张竹席睡地板,还借口说疏散逃难的时间太长,现在睡到床上反而不习惯了。”

但华理士丝毫不介意眼前的艰苦和忙碌,每天依然充满喜乐地工作,并以此感染医院的其他同工。一天晚上,华理士忽然招呼大家到室外去,众人以为有什么急诊病号要处理,匆匆赶到时,才知道原来是华医生叫大家出来欣赏返回梧州后的第一个中秋月圆之夜。

作为一名宣教医生,华理士不仅尽心尽力照看来医院就诊的病人,而且非常关心医院外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返回梧州后两个月,当地的监狱里爆发了伤寒症,许多囚犯染病发烧。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什么人会去关注在押犯人的生死,但华理士获悉情况后,立刻亲自登门去说服地方长官,指出这种传染病非同小可,事关全城市民的安危,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并主动请求由思达医院负责防疫工作。

得到批准后,华理士每天带着医院和教会的义工到梧州市的监狱,在极其恶劣危险的环境下,进入各间牢房,给每个囚犯进行检查、消毒和诊治,并一再要求狱方改善监狱的条件。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待遇的犯人们深为感动,把华医生当成了他们的救护天使。

加紧装备

1946年春天,毕济时医生从美国返回梧州后,华理士得到机会开始他来华事奉后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回国年假。

和六年前上一次的休假一样,他依然把日程排得满满的,加紧补充知识装备自己。他在思达医院时就经常告诫手下的医护人员:“医学发展永无止境,无论哪一个医生都不可以自满而停止学习。”

华理士返国后的第一学习地点是芝加哥著名的Cook County医学院。他在那里选了三门与外科有关的持续进修课程,除了听课、做实验和临床诊病之外,每天晚上他都到医学图书馆阅读专业刊物,直到闭馆的时间。

结束在芝加哥的学习后,华理士返回家乡诺克斯维尔与妹妹一家愉快小聚,但紧接着又赶赴新奥尔良,到杜兰大学进修热带病学,还到该校附近的一个癌症治疗中心听课,因为他在思达医院收治过很多患皮肤癌的中国病人,他希望把美国诊治癌症的最新医学技术带回中国,传授给思达医院的医生和梧州医师协会的华人同行。

1947年5月,即将结束休假的华理士正在诺克斯维尔的家中收拾行装,准备两天后前往旧金山乘搭开往中国的海轮,忽然接到一位好友的电话:“威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已经获选为国际外科学会(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的委员了。”

华理士大感诧异。他在中国工场事奉了十二年,一直在梧州思达医院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虽然亲手医治过数以万计的病人,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学术会议,也没有发表过什么医学论著,怎么会有机会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荣誉呢?想当年,他谢绝父亲的朋友彼得斯医生的诚意邀请,放弃加入医务所的难得机会,义无反顾地奔赴万里之外的中国福音工场,就已经没有在学术界出人头地的任何念头和打算了。

“我真不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华理士回答道。

“你完全够资格!你用自己的方法所做成功的临床手术的数量,是我们的许多同行都比不上的。你配得这份荣誉,我有幸亲口通知你,也算是沾了你的光。”

但华理士并没有沾沾自喜,相反,他更加谦卑在神的面前,在满怀感恩的同时,更加迫切地意识到神呼召他的使命尚未完成,要“趁着白昼,赶快作工”。

他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直到梧州的某位同工有一天偶然意外地发现此事,大家才惊喜地知道:身处中国西南一隅、还不到四十岁的华医生,其精湛的医术已经获得国际医学界的公认,达到了国际级的高水准。

仰赖主恩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虽然华理士从来没有放弃学习科学知识,他的医术也广受赞誉,但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担负大使命的宣教医生,他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疗人们身体的疾病,更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人认识这位救赎万民的全能者。诊症、开药、做手术,都是宣教士传福音的机会。

华理士经常向思达医院的住院医生和护士们引述的一段经文就是: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书5:14-15)

在当年落后的中国内地,来自西方的宣教士往往也不能保证自身的健康。思达医院的护士长赖特露思(Lucy Wright)姑娘患了严重的内出血溃疡,病情很快发展到危及生命的阶段,手术是唯一的抢救办法,但她极度虚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开刀的风险。

除了输血和注射葡萄糖,华理士再也没有其他有效可行的治疗方法了,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安慰和鼓励病人。他守候在病床前,恳切地为护士长祷告,有时还招呼其他同工一起到病房祈祷。

在十几年的从医生涯中,华理士多次亲历神在医药无效的最后关头救助病人起死回生的神迹,这次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没有动手术,但不久护士长就奇妙地转危为安了,并且慢慢开始康复。华理士高兴地对她说:“神亲自做了他自己的工。”

1948年夏天,梧州爆发流行性副伤寒,日夜接触病人的华理士也不幸感染了病菌。开始时他还能向其他医生发出医嘱,但后来病情逐渐恶化,持续高烧导致他神志不清。

思达医院的华人医生们心急如焚,竭尽全力施行抢救。陷入昏睡中的华理士不时发出呓语,他似乎梦见了自己亲爱的父亲,挣扎着大声叫起来:“爸爸,我发烧得很厉害啊!”

护士陆姑娘用冷水给他擦拭额头,尽力让他安静下来。不一会,华理士清醒过来,用胳膊强撑起身子,喘息着对护士说:“快去,请刘福群牧师过来,我要见他。”

1900年出生在新泽西的刘福群牧师(William Newbern)是宣道会梧州建道圣经学校的校长,也是华理士的亲密好友,两位美国宣教士虽然分属不同宗派,但时常在梧州教会的不同场合见面,关系十分融洽。当时,除了华理士外,浸信会已经没有其他宣教士留在梧州,毕济时医生已离任返国,理力善牧师则被差派到广东台山大衾岛痲疯病院事奉,接替他们的新人还未来到,刘福群是华理士在当地唯一能找到的最熟悉的美国牧师。

闻讯后匆匆赶到思达医院的刘福群牧师走进病房,华理士把他拉到身旁,说:“你过来,我要做认罪祷告。”

刘福群紧握着他的手安慰道:“我就留在这里,比尔,你会好起来的。”

“不,”华理士用虚弱的声音坚持说,“你要听我祷告。”

刘福群双眼流出泪水,深深地被面前这位主内弟兄对基督的赤诚之心所感动。华理士显然牢牢记着他时常向人提醒的经文—雅各书第五章14-15节,所以今天在自己病情危急之际,专程请他来作祷告的。

“福群,我得罪了主,我轻忽了他的教导,”华理士低声说,语气中透出发自内心的沉痛和自省。刘福群默默地听着,没有出声。

华理士继续说:“我关心医院物质上的需要,多过关心对主的认识。我整日忙忙碌碌,却没有时时刻刻亲近主。”他挣扎着坐起身恳求说:“福群,为我祷告,为我祷告。”

刘福群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在主的面前完全真诚地赤露敞开,如同小孩子一样纯真,在身患沉疴、生死难料的时刻,他对主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怀疑和抱怨,仰望和信靠的心反而更加坚定。

刘福群牧师为他祷告之后,华理士才平静下来,坦然地说:“神的恩典足够我用。”

众民喜爱

次日清晨,黄大年医生来到华理士的病房。给病人把过脉之后,这位华人医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华理士的高烧依然未退,干裂的嘴唇不时发出无法辨别的声音,如果高烧一直这样持续,后果不堪设想,但该用的药物都已经用上了,伤寒是致命的传染病,此时,医生们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了,唯有仰望神的大能之手施恩拯救。

黄医生踱步到窗前,俯瞰着山下晨霭中平静如镜的西江。当他把视线从远处收回时,看到楼下的院子里聚集着一大群人,静静地站在医院大楼前面。他们当中有做买卖的、干苦力的、讨饭的、当小职员的,有基督徒、也有未信主的,全都通宵一直守候在那里。

护士陆姑娘走出大门,默默地向众人摇了摇头,人群中随即传出低声的哭泣。自从华医生病倒的消息传开后,每天都有大批梧州民众来到思达医院探望。由于华理士被隔离在传染病房,他们无法亲眼见到敬爱的华医生,便日夜守候在住院部的大门前,焦急地等候着院方报告华医生的最新病情。

华医生病重垂危的消息传遍了梧州城以及附近各处的乡村,各地教会的信徒都在牧师和传道人的带领下,和思达医院的全体同工一起,同心合意地为他们所爱的华医生恳切祈祷。   

两位美国医生接到电报后,专程从广州乘汽船赶到梧州参加会诊,但除了给病人输血和输液之外,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

守候在医院大楼前的群众越来越多,虽然没有听到华医生病情好转的报告,但只要华医生还有一口气,大家就仍然坚持等候着,仍然抱着希望。

又一个早晨,从广州来的美国医生Sam Rankin在病房里的扶手椅上站起来,他整夜守护在华理士的床边,一直观察着他的病情。这时,护士林姑娘进来检查。当她伸手摸到华理士的时候,突然转身对医生说:“你看!他的体温好像下降了!”

Rankin医生过来仔细探过华理士的前额和双手后,高兴地说:“没错,退烧了。他挺过来了!”

喜讯立刻传到楼下等候的民众,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华医生有救了!

广传福音

到了1948年秋天,病愈后的华理士虽然仍然消瘦,但已经完全康复并正常工作多时了。他和几位新到任的宣教医生和护士一起,继续加紧开展思达医院和教会的各项事工。由于人手的增加,减轻了华理士院长在医院的压力,使他可以抽出时间,像毕济时院长和理力善牧师以往所做的那样,亲自带队下乡作巡回布道。

他组织起一支十二人的队伍,包括华人传道、医务和布道义工等。大家备齐药品、衣服,带上圣经和福音单张,在10月的一天坐上一艘机动木船,开始了第一次的乡村布道旅行。

每到一处村镇,他们就派发衣物和新约圣经,上门探访村民并向他们传福音。如果当地已经有教会,布道队的同工就和本地的传道人一起主持礼拜,带领新信者受浸。同时,华理士医生和思达医院的新任护士长希斯姑娘(Everley Hayes)一起给患病的村民施医赠药。来看病的大多数是村中的妇孺,孩子们特别喜欢华医生,总是围着他好奇地不断问这问那。他那带着英语口音的不标准的粤语,常常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礼拜结束后,布道队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孩子们唱着刚学会的诗歌《天父必看顾你》,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他们徒步走出很远了,还能听见那美妙的童声在山间田野上久久地回荡:

天父必看顾你,

时时看顾,处处看顾,

他必要看顾你……

对华理士而言,这是非常难忘的体验和经历。过去,这位不善言辞的宣教医生总是埋头在诊病、开药、做手术这些医务工作上,很少直接参加和带领布道事工。自从那次重病时与刘福群牧师一起祷告之后,华理士似乎更加清楚自己的使命,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投身到传福音的实际工作之中。

在中国同工和信徒的眼里,刚刚四十岁的华医生明显地苍老了,和当年初到梧州时的那个二十七岁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完全不同了:头发日益疏落,两鬓显露出丝丝斑白,前额和眼角也现出了皱纹。但这样的模样使这位未婚的外国医生显得更像一位慈父。有一名来自孤儿院的中国女孩,被思达医院收养后,接受培训成长为一名护士。在出嫁的那天,她请华医生以父亲的身份出席自己的婚礼。

在教会里长大的孤儿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华理士每次都认真地履行自己角色的责任,完全像一位亲生父亲一样,确定婚约、安排婚礼、签发请柬、主持婚宴,这一切自然而然的举动,让新来的宣教士们不禁从心底里生出由衷的敬佩。

风云再变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平静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国共内战便全面爆发。到1949年开春,战火日益逼近广西,但华理士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太大的忧虑。因为他第一次踏足中国时,这个国家就处在内战之中,枪弹、炮火、流血、死伤、劫掠、逃难,种种人间灾难已是司空见惯。作为不参战的福音使者,宣教士们在教会和医院开展的事工并没有受到影响和阻挠而停止。况且他们也深信,在战乱的苦难当中,民众很需要来自耶稣基督的平安信息,也极需要教会开设的医疗救助服务。

然而,随后传来的各种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一对在桂林医院事奉的宣教士夫妇取道梧州前往香港,他们告诉华理士: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在新政权下他们将难以继续原来的工作,只得返回美国。

几天之后,梧州的宣教士们接到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发出的通知,建议所有美国人尽快离开华南地区。本地的美国宣教士在思达医院开会商议撤离的问题,华理士郑重地提议:“地区差会不必作决定,由每个宣教士仔细考虑后自行决定个人的去留,无论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其他人都完全尊重。”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华理士和女传道古姑娘(Miss Jessie Green)、护士长希姑娘(Miss Everley Hayes)选择留下之外,美国南方浸信会的各位男女宣教士都先后决定离开梧州。送别了这几位同工后大约两个星期,刘福群牧师也来向华理士告辞,因为宣道会已经决定梧州建道圣经学院全体迁往香港。

7月,一年一度的西江洪水开始泛滥,梧州城再次被淹,河水涨到思达医院住院部门前的台阶。这是华理士到梧州十六年来遇到的最大一次洪水,他忙着组织众人清除积水,搬运医疗设备到安全的地方,暂时忘却了即将到来的战事。

1949年11月25日傍晚,华理士和留驻梧州的两位美国女同工在思达医院楼内一起共进感恩节晚餐。就在他们边吃边谈的时候,大批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士兵开进了国民党已经弃守的梧州城。

在政权更替的最初几个月里,局面似乎还算平静,华理士依旧忙碌医院的工作。但不久之后,许多宣教士以往不曾面对和经历过的事情便纷至沓来。

一天早上,华理士走进办公室,看见护士长希姑娘正在和当局派来的一名官员交涉。原来官方要求思达医院的护士们穿上护士服参加当局举行的全市群众大游行。希姑娘试图解释医院的人手不足,病人需要照顾,护士不能都停止工作外出,但对方毫不通融,并语带威胁地作出警告。华理士最后答应派代表参加游行,这才把他打发走。

随着新政权对教会事工的限制越来越严,许多福音布道工作已经无法继续,女传道古姑娘在中国信徒的劝说下决定离开。此时,外国宣教士的行动已经受到官方管制,必须向当局申请获准后才能离境。经过几个星期的等待,古姑娘获得出境许可。这样,只剩下华理士和希姑娘两人留在梧州。

1950年6月,朝鲜军队大举进攻韩国,战事愈演愈烈。不久之后,中美两国各自支持一方,正式派兵卷入半岛的战争,中国国内的反美政治气氛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此时华理士依然留在思达医院的岗位上没有离开。

1950年12月18日晚上,忙了一整天的华理士给一名病愈即将康复出院的解放军士兵做了最后的身体检查,又察看了两天前刚动完手术的一位老妇人的伤口,再和护士长希姑娘、陆姑娘打过招呼后,迈步走出了住院部大楼。

管家给华医生送来一杯牛奶和几片面包,用过晚膳后,华理士返回房间休息。

凌晨,天还没亮,四周漆黑一片,忽然有人拍打思达医院的大门。门房里的门卫睡意朦胧地问:“谁呀?”

“有病人,快开门!”对方回答道。

大门刚刚打开,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人突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推开惊呆了的门卫,迅速冲进了医院。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 Jesse C. Fletcher, Bill Wallace of China,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 January 1996

2. 裴斐﹕华理士是谁呢?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院讯,第166期,2007/9/27.

3.  http﹕//www.wmbc.net/templates/cuswallace/details.asp?id=31704&PID=322415

4.  http://www.wmbc.net/templates/cuswallace/details.asp?id=31704&PID=760761

5.  http://www.lifeway.com/e18/shop/?id=005189798

6.  http://drjamesgalyon.wordpress.com/2008/04/05/bill-wallace-of-china/

文思  中国大陆基督徒。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本刊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转自www.cclifefl.org,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本 刊文章进行任何删改。本刊的印刷版(Printed copies)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欢迎个人或团体订阅。请参考回应单。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本刊书面许可。

    本网页由生命季刊设计维护,请尊重本刊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