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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炼净,筛净——林献羔见证片断
2015/7/16 10:52:11
读者:12547
■林献羔

生命季刊 总第7期 1998年9月
 

 

回大马站,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1950年4月23日,我在广州家里开始聚会,后搬到解放北。10月间,由于解放北的聚会地点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而大马站楼下的住户刚好要搬迁,我们便决定搬回大马站聚会。我们不主张用公会名称,我们也不是“基督徒聚会处(所) ”,于是便采用“大马站福音会堂”为名,直到现在。

 

楼下住户搬走原来是因为闹鬼;不过,我们一到那里聚会,鬼便不敢来了。但地方仍不够用,叔父对我说:“你祷告吧,求神叫后座(即楼的后半部份,祖父分给叔父 的地方)的住客搬走,我便把地方奉献出来。”结果,后座住户不久也全搬走了。我们便把楼下和二楼前、后座打通,除二楼后座作住房外,其于都作聚会用(有时 住房也需用上)。

 

1950年底,我最后一次到香港讲道,回广州不久就收到长洲神召会神学院请我作教员的信件。但我已经清楚神呼召我是要在广州传福音,于是便用神给我的一节经文回覆他们:“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希伯来书11: 25)以后他们又一次来信邀我,我明知留在广州,早晚是要坐牢的,但我还是留在广州传道,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

 

1951年7月4日,我在经过慎重的祷告,并得到十个证据的印证后,我与李穗玲姊妹(原名李圣贤)在广大堂举行婚礼。次年生了一个男孩,只活了33个小时。1953年3月6日大女儿哈拿出生,1954年12月26日小儿子出生,取名以诺。

 

 

为守真道,成为广州危险人物

 

1953年初,因送堂弟林耀基回校,顺道拜访王明道先生。我很喜欢读他的著作,更佩服他抗战时期持守真道、宁死不屈的精神,所以早就写信自我介绍,并不断与他通过书信交通。

 

我 们见面后,他对我说:“我是北京的危险人物,你是广州的危险人物,你来这里,真是危上加危!”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欢聚,并拍了合照(这合照后来成为我是王 明道爪牙的证据),他买月台票送我进火车站,并对我说:“近年来,我很少送人到火车站,因为很多人都变节了!”火车走远了,我还看见他的白色手帕在挥个不 停……

 

 

肃反运动中,第一次被捕入狱

 

局势瞬息万变,1955年上半年展开的“反胡风运动”演变成“肃反运动”。8月 8日,传来王明道被捕的消息。大家都各自心里有数,早已把一些衣服、毛巾、牙刷等日用品包成小包,随时准备入狱。

 

9月14日,聚会完毕,约10时左右,突然来了10多个人,喝令我们坐下,不许讲话,又把我和王国显、张耀生带到不同的房间问话。最后,除了傅荣光和黄焕珏外,同工们都把预备好的衣物取出,被扣上手铐逮捕了。

 

我被带往黄华路第一看守所,以反革命分子罪名通宵审讯。广州《南方日报》更以醒目标题刊登“广州的基督教内破获了一个以林献羔、王国显、张耀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三自会亦于9月27日 开了一个控诉“大马站反革命集团”大会,上台控诉的都不是我们福音会堂的肢体。当我们的老姊妹李师太被叫上台控诉我时,她很镇定地说:“以前我不认识真 理,也不知得救的事,他教导我认识这些,他很好……”当然,她是被撵下来了。那些人找不出我反革命的证据,便放录音带来诬告我。那录音带是预审员修改我的 材料后,叫我读给上级听的。当时,我提出这些不是事实,但他们说,那不是审讯,读过就算的。想不到竟被录下“证据”!

 

12月18日,我被调到仓边路第二看守所。肢体们在院子里再次相见,但因不许交谈,我便对着王国显和张耀生指指天,他们都会意地点点头。

 

5月22日,我们又被解回黄华路第一看守所。10月间,预审员把一期《天风》给我看,内有王明道的检讨书。我看后很难过,不过,我趁机将《天风》里引用的经文抄录下来,让同囚的粱树栋有机会读些圣经。他后来在大马站受浸。

 

1957年1月28日,我们获得释放。询问之下,却没有被定罪。于是,我们再回大马站作工,过着自由传道生活。

 

 

三自革新运动中,第二次入狱

 

1957年,形势再次急转直下。我被通知参加58年2月底的“基督教大会”。大会为期九天,出席会议的有24个教派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共100人。到会后,才知道是基督教主办的,会中以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说服我们参加三自。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也被蒙蔽了,以为参加了三自就可以自由传讲纯正福音,于是我就答应回去后说服同工。

 

感谢神,藉着3月12日《南方日报》登载我是广东省基督教9个右派分子之一,排名第三。5月30日晚10时多,我第二次被捕(右派分子原不会被捕,除非犯了该捕的罪)。我终于清醒过来。

 

我又一次被解到黄华路第一看守所,经过简单审讯后,于9月转解仓边路第二看守所。我已经作了可能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心理准备,所以心情并无异样,还拿出带进去的希腊文字典来看。

 

 

二十年刑期,神存留我性命

 

1958年11月20日,接到了判决书:刑期20年,另5年剥夺政治权利,罪名是“反革命、亲帝、反苏、王明道的爪牙”。三天后我上诉,但没有结果。

 

1959年1月25日,我被送到韶关犁市第二监狱,再转茶山农场,在重劳动农业组做挑土工作。我的体力不足,常不能完成任务。我想,我活不过20年了,但为主受苦,死在监里应是蒙神喜悦的。两个月后,我被调到老弱残组,劳动量减轻了许多。后来又因表现良好,被调作记录员,也作过小组长。9月,竟被分派作一自由工作:替老弱残组成员理发。以前为建道全校师生理发的训练,此时派上用场了。

 

1963年1月, 我为兴华浸信会传道王永昊理发时,知道他有一本小新约圣经,便借来抄。结果被人揭发,因而转调到集训队。集训队是各队中违法乱纪坏分子集中训练的地方,我 在那里不用劳动,便背圣经。以前我在建道时背了全部的保罗书信、诗篇中的许多篇幅,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至今才明白是为了坐牢时用的。

 

之后,我被调至山西省太原市西峪煤矿采煤,由于体力较弱,调组几次后,便担任较轻松但十分危险的工作——挂小钩,即是把一辆辆的运煤卡车挂连,这需要十分灵活的双手,否则随时会把手指头碰掉。这工作我一干干了15年,共挂了200多万车次,感谢神,我的十个指头还在!

 

1969年 底,我站在柱旁数点进车车皮,突然电车车头顶翻了车皮,其中一个车皮一边压在柱子上,另一面则碰到了我的颈项上,就在这时,车头停住了。若车头再往前顶半 寸,我就完了,因我背后就是煤墙,根本无处可逃。感谢神,我没有损伤流血,没有痛苦,呼吸也自如。我不明白,神为什么不把我收回天家,因我不敢梦想能有机 会出狱再为神作工。

 

1970年的一天,我站在煤车前,待电车头开到跟前,我把车挂上,让电车头拉走电车,谁知司机冲车,立刻急刹车,把我夹在中间:右边是一列煤车,左边是电车头。感谢神,我又一次没有损伤流血,没有痛苦,呼吸也自如。目击者说我“幸运”,我说:“不!乃是我有神!”

 

一次,我站在空车重车道之间,与一位同犯谈话。电车头在后面顶空车皮进来,我突然掉在两辆卡车之间,我若不死,也会被压断脚。感谢神,我打个跟头,翻到了那边。那同犯以为我没有了。我说:“不是没有了,而是没有事!” 我本不会翻筋斗的。如果叫我再试一次,我不敢试探神。这完全是神差遣天使把我送到了那边。

 

神一直保守,我虽然多次经过丧命之危,居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他再三存留我的性命,叫我知道今后活着是要更好地事奉他,甚至为他舍命。

 

 

批判运动,神保守我不失脚

 

1974年,“批林批孔”进行得如火如荼,指导员叫我写稿批判基督教。我回到房里祷告,求神给我要说的话,不过心里已准备接受无期徒刑了。神果然垂听我的祷告,我写下了一篇这样的批判稿:“那怕是英、美等地,都有这样的人 ——他们利用基督教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样的基督教不只世人不欢迎,连我们真信的人也反对。”我没有批判基督教和基督,只批判假基督徒、假先知、社会福音等。结果,领导说我批判得不错,刑期没有加,但也没有减。神再一次保守我的信心,保守我不失脚。

 

之后,接连有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更印证了神大能的护庇。他叫我为主多受苦难,并在苦难中学习赞美,以便我能更好地事奉他。

 

 

刑期届满,获准回广州

 

1978年5月29日,20年刑期满了,我被调到“待迁队”等候分工作。有一天,我看见4个人抬着一具尸体出来,正是那个接替我“挂小钩”的年轻人,他只挂了两三个月,身手又比我灵活,而他死了,我还活着。除了赞美,我还能说甚么呢!

 

等候分配期间,领导一直说我回不了广州,但“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6月14日早上,我被叫到领导办公室去,通知我获准返回广州,当时我的心情就像“雅各听到约瑟还在”时一样。回到家里,我才知道母亲在中年时,已患上心脏病和肺病,神却保守她存活,让我有理由被批准回广州。我回到广州11个月后,她才离世归家,享年78岁。

 

 

恢复大马站事奉,要作无愧的工人

 

回家后,我先在家里教英文,来的多半都是信主的。以后我才逐渐去主领家庭聚会,为人施浸,并恢复“灵音丛书”的写作。出监后写的第一本书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于1979年5月8日出版,之后陆续又写了几本;另写了一些诗歌并填上词,加上被捕前和在监牢时写的,我写作的诗歌共有30多首。

 

1979年9月,大马站恢复聚会,开始时每次只有四、五人。之后,便迅速增长,我们把天台盖起来,作聚会用;到1981年2月,已经是在三楼讲道,二楼以扩音器播放讲道信息了。后来虽因我尚有5年附加刑,没有集会自由,而暂停大聚会半年,但却藉着这半年的时间,把破旧不堪的楼房重新修建,实在是神巧妙的安排。至此,在这里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共1364人(1980年7月6日至1988 年10月4日),每主日均有300多人聚会,还有不少外国信徒到我们中间交通。美国总统列根也托人送来一枝笔、一本圣经和一张照片给我。海外信徒的支持也成为我们的激励,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1988年8月至12月,公安局6次找我谈话,要我登记加入三自爱国组织,但我说圣经怎样说,我就怎样做;我们既不属任何宗派,也不混合在“大联合”里,只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正意分解真道。

 

 

受苦不用怕,务要至死忠心

 

我虽然经历了一些苦难,但距离神对我的要求尚远,我一直求神保守我。叫我不致后退。王明道于1982年 到广州时对我说:“今日许多人不是被魔鬼打倒,而是被吓倒了。”确是不错。我告诫弟兄姊妹不要因苦难而灰心,不要在受苦后失败,也不要因物质享受而爱世 界;盼望外国信徒也不要因物质丰富而落到不冷也不热的境地,而是要随时准备受苦。然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 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要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 10)——那自始至终都帮助我的神,也必帮助保守你们,直到你们安然见主。

 

 

附:林献羔被拘留纪实

 

 

1.搜查过程(1990年2月22日,星期四)

 

半夜11时30分,聚会后交通完毕,各人都离去,最后两位外国信徒离去不久,有4人(以前曾与我谈话叫我登记交两会管理者)上三楼,谈了几分钟,一人下楼通知公安人员,跟着搜查者约60人接踵上来,其于3人也就撤退。这时正如兵临城下,领导人把“搜查证”拿出来叫我签字。有人叫我把所有的柜锁开启,没有锁匙开的,他们就钻开。3人拿手提录像机到处拍照。要把所有属灵书籍、外来圣经、油印《灵音小丛书》数千本、油印《灵音诗歌》(一至五册)和油印《擘饼诗选》约3000多本拿走。另外录音机10部,闭路电视全套,新旧扩音机、微声器7个、 录音带(包括已录和未录的)几千盒、电子琴、发电机、油印机、誊印机、全部扬声器、电话机(后发放回来)、所有现款万多元人民币、几千元港币、约千元兑用 卷(后来把属于我的那部份金钱交回)、列根总统送的笔、圣经、照片、葛培理送的笔和圣经等全部被拿走,这实在是“抄家”。

 

 

2.拘留所里作供(1990年2月23日,星期五)

 

搜查一直进行到23日凌4时,然后拿出“拘传证”叫我签字。签字后他们叫我把手巾、牙刷、衣物带上,就用车把我载到了黄华路接待室。我被询问了21个小时,中间只歇息了15分钟。我坐在椅子上,头靠墙,有点冰凉,睡不着,但不感到头痛。连同搜查和查询计25个小时,我没有睡过觉。

 

 

3.早料有今天

 

他们说我们没有登记,违反了广东省《四十号文件》(广东三十三条),所以取缔大马站聚会点。我说:“我们没有参加游行,我又叫信徒不要游行,你们对我们应当放心。”

 

他们说:“我们对你们不放心。我们现在不谈游行,我们说你违反政策。”

 

我说:“这是丢了西瓜,拾了芝麻。”

 

我说:“政策没有不许家里聚会。198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十九号文件》等都说家庭聚会是合法的。198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王震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变。’199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说:‘有些地方借着扫黄和除六害搅宗教,我们要批判纠正。’1990年1月25日《人民日报》说:‘不要错搜查、错逮捕、不要勉强人信教或退教,也不要勉励人信哪一派。’

 

“我们不游行,丁光训支助学运,但最近熊真沛(全国三自副主席和广东省三自主席)死的时候,丁光训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出现。”

 

他们说:“丁光训反思得好。”

 

我说:“我不用反思,我们不游行。南京神学院也参加游行,他们没有问题,我们反被取缔,我们不反政府、不游行。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对我们没有甚么。万万想不到会这样,但我也早预料有今天。”

 

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和三自合作?你不要说你真,他们假。”

 

我说:“不是他们都假,而是有假有真,我们是不和真假混合的。”

 

我说:“要登记,就交两会(三自会和基督教协进会)管理,这就无形中叫我们参加了‘三自’。宪法没有这一条,只是广东 1988 年才搞‘登记’。要搞宗教,倒不如搞好治安。”

 

他们说:“全面搞好”

 

我说:“这是疲劳轰炸。”

 

他们不作声。

 

有时他们一直问我,我不作答。记录员在供词写上“沈默”二字。

 

我说:“全世界古今中外都没有‘三自’组织,而且当初成立三自时,是自由参加的。”

 

4.外人不干预我们的“自治”

 

他们认为我是靠外国教会的供给,违反了“三自”,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外援,大马站是不能维持开支的。

 

我说:“我们没有外国或香港教会固定的供给。外人来聚会,奉献是有的,三自会也是这样,他们甚至有人向外国人要钱。我们每星期约有千人聚会,是能够供给每 月开支的。外面有人叫我们代录音,送给需要的人,我们没有要他们的工资,因为凡与福音有好处的事,我们就做。这不是他们插手,他们不干预我们的‘自治’; 我们只是帮助罢。”

 

他们说:“你们有外国人讲道。”

 

我说:“聚会是我讲道,有别人在我讲道后说勉励的话,带来问安或见证,这是交流(交通)。”

 

他们问:“为什么把圣经、书籍带来?”

 

我说:“外来圣经和本国印的完全一样,文革时洗劫一空。传道人和信徒需要属灵书籍,因为这是积累千多年人们的研究。得了属灵书籍,就不致讲异端。为什么说是‘渗透’?而外面科技、文学、英语等书籍的进来就叫‘交流’?

 

“送来录音机、扩音机……等,都是为传福音用的,他们送来后,并没有干预我们的‘自治’。”

 

 5.见证信仰

 

他们问:“是否真的有神?耶稣是否真的复活?”

 

我说:“真的有神,耶稣真的复活了,这是福音。”我就讲福音,接着讲我患白喉的见证和我父亲的见证给他们听。

 

他们说:“可能你不是真信耶稣复活。有些牧师说:‘讲复活是这样讲,不一定是真的。’”

 

我说:“以前我说三自有真有假,你叫我不要说自己真别人假,现在你可以作证他们有假的了。我若不是真信耶稣复活,在我第一次被捕后,我就会把‘不复活’的耶稣丢了,甚至在未捕我就丢了祂。但我一再被捕,不只坚信,还要传讲复活的基督,因为这是真的。我们信,现在得救,将来就要到天家。”

 

他们说:“人死如灯灭,倒不如过个好晚年。你信有神,昨晚我们叫你来时,神怎样?”

 

我说:“神许可。”

 

他们说:“甚么神许可?我不叫你,你来不来?”

 

我说,“这事神没有许可。”

 

他们给我吃三两饭,我说:“二两已够了。”我祷告,他叫我吃,我说:“我先祷告。”他说:“好。”

 

 6.签订文件

 

最后,他们叫我签:( 1 )顺从区政府取缔大马站聚会点;( 2 )不作对政府和人民有害的事(他说“不再”,我写“不”); ( 3 )随叫随到。这虽不是管制我行动,却是“软禁”。

 

我说:“我自己不会停止聚会,现在是你们‘取缔’聚会,我是口服心不服的。”

 

他们叫我写检讨,我没有写。我说:“我没有‘违法’,只‘违文件’。”

 

7.回家后的境况

(1990年2月24日,星期六)

 

零时 40 分,他们用车把我送回家。他们嘱咐我不要乱对来访者说。我说,我不会加多,也不会减少。前后拘留共 21 个小时。我回家一看,乱极,满地烟头,晚上 2 时多才睡。第二天,多人来探望,第一位是朱全。 到中午大家搞好了卫生。

 

感谢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 1 : 2 )

 

我们不怨甚么人。神在创世以前已定了今天。我们应当感谢和赞美!

 

晚上多人来,但没有聚会,有人站在外面祷告,有人流泪。

 

这一次的考验,是“安静”、“炼净”、“筛净”。撒但要筛麦子,但神要筛稗子。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路加福音 6 : 22-23 )

 

林献羔 中国大陆传道人,现牧养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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