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 On]  |  [Register]  |  Gmail  |  yahoo!mail  |  hotmail  |  qq  |  雅虎天气
cclife
为何说不——基督信仰再思(一)
2016/10/26 15:14:52
读者:10298
■史特博 (Lee Strobel)著/ 李伯明译

生命与信仰 总第22期 2012年6月

 

 

第一章

 

质疑一:世上既有邪恶和苦难,怎么会有慈爱的上帝?

 

    不是上帝要消灭邪恶却办不到,就是他能够却不要,或者他不能,也不要。如果他要而他不能,他就是无能。如果他能而他不要,他就是失德。然而,如果上帝既能而且又要,那么世上何以还有邪恶呢?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吃苦受难毫无疑问是基督信仰遇到的最大挑战,而且代代如此。苦难的分布与程度似无一定的章法,因之非常不公。敏感的心灵难免要问,这能不能和上帝的公正与慈爱并行不悖。

                                 —神学家约翰.司徒德

 

    记得我刚从新闻学院毕业那年,富有理想主义又年轻,在《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最初分派给我的一个任务,是撰写城里贫苦人家剪影的三十篇系列报导。我在富裕的郊区出生长大,那里所谓的贫穷是家里只有一辆豪华汽车。我很快便深入芝加哥贫苦绝望的贫民区里。我的经验有一点像查尔斯·坦布尔顿看到那张非洲妇女抱着她死去的婴儿照片后的情景。

    芝加哥城的“辉煌一哩”黄金地带,宏伟的论坛报大厦与优美的时装商店和豪华旅馆比邻而立。离开这里坐车走不了多久,我就步入六十岁的帕费克塔.德.杰赛丝和她两个孙女共住的狭小、阴暗、空落落的住屋。她们以前住的蟑螂为患的旧楼给大火烧光后,就来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月了。

    衰弱多病的帕费克塔几个星期前就把钱花光了,现在靠小量紧急救济金过活。她省吃俭用,每餐只吃米饭、蚕豆和一点肉。肉早就吃完了,后来吃蚕豆,现在只剩下一点米了。好不容易盼到政府救济支票到手,就得缴付房租和水电煤气费用,一家人又得过赤贫如洗的日子。

    小屋里几乎空空的一无所有,没有家俱,没有家庭电用物品,也没有地毯。说话的声音给光秃秃的墙壁和冰冷冷的地板打了回来。她十一岁的孙女莉迪亚在冬天寒风彻骨的早晨上学时,得走半哩路,身上只穿一件短袖印花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薄毛衣。半路上她得把那件灰色薄毛衣脱下来,交给她冻得发抖的十三岁的姐姐詹妮,她穿的只是一件没有袖子的衣裳。她把毛衣穿在身上走其余那一半路。她们就只有这一点衣服。

    “我试着尽我力之所能照顾两个小女孩,”帕费克塔用西班牙话向我解释。“她们都很乖,她们不抱怨。”

    几小时后,我平安回到报社,一幢能把芝加哥豪华区的美景尽收眼底的湖滨摩天大厦。我为明显的贫富悬殊感到吃惊。如果有位上帝,在世界上这个最伟大的城市里,像帕费克塔和她两个孙女那样和善正当的人,何以会饥寒交迫地生活呢?我日复一日为我的系列报导作调查研究,我所遇到的人,他们的情况和帕费克塔一家不相上下,有的甚至比她们更糟。结果我在无神论里愈陷愈深。

    艰难、受苦、伤心事,人对人的残酷,成了一位记者每天的家常便饭。这可不是在杂志上看到的远地来的照片,这是我在近处亲眼看到,感觉到的真实人生和痛苦。

    我看见过一个年轻母亲的眼神,有人刚刚告诉她,说她的独生女给人强奸、谋害、截断四肢。我在法院里听过证人描述无辜受害人遭遇到的惨不忍睹的恐怖行动。我参观过喧哗混乱的监狱,地方上的垃圾堆;乏钱支助的老人院,被子女遗弃了的老年人在那里呻吟;参观过儿童医院的病房,羸弱的儿童在那里和咄咄逼人的癌症搏斗;还有那罪恶充斥的城里,贩卖毒品和飞车扫射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事。

    然而最使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在印度孟买贫民区看到的情景。极目四望,吵杂、肮脏、拥挤的街道的两旁,都是用卡纸板和粗麻布搭盖的低矮小屋,街道上则是汽车飞驰而过时喷出的废气和煤烟。儿童赤着身在遍布全地的露天污水沟里玩耍。缺胳膊少腿或躯体扭曲成畸形的人,呆呆地坐在泥地上。到处都有昆虫滋扰。那真是个可怕的景象。一个计程汽车司机告诉我,在那种地方,一个人在路边上出生,也在路边度过他们的一生,也夭折在路边。

    随后我面对面看到一个十岁大的男孩,大约和我的儿子凯勒同年。这个印度孩童骨瘦如柴,营养不良,他的头发脏兮兮的乱作一团。一只眼睛有病,半睁半开,另一只茫然瞪着。脸上的疮伤有血渗出。他伸出手来,用北印度语咕哝着说了一句话,显然是在讨钱。可是他的语音沉闷,没有生气,好像他并未预期什么回应,好像他已放弃了一切希望。

    在这个千疮百孔地狱般的地方,上帝到哪里去了?如果他有能力立刻把那个孩童治好,他为什么要背弃他呢?如果他喜爱这些人,为什么他不救他们呢?我想知道,是否正因为有这种可怕得使人心痛的苦难存在,否定了有一位良善且慈爱的上帝呢?

解析苦难

    每人都经历过痛苦和忧伤。心脏病夺了我父亲的命,他本来可以再活许多年,看到他的孙子孙女长大的。我在一个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守夜,看着我刚出世的婴儿和一种神秘的疾病奋战,疾病不仅危胁着我女儿的生命,也使医生们束手无策。我应朋友急召抢进医院去看他被醉酒驾驶的人撞倒的女儿,我握着他们的手,眼巴巴望着她离开人世。我不得不告诉朋友的两个小孩他们母亲自杀的恶耗。我看见过儿童时代的好朋友死于癌症、肌肉萎缩病、心脏病、车祸。我还看见过老年性痴呆病折磨一个亲人的头脑。我肯定你也有过同样的痛苦经历。

    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残暴与祸乱前所未见,死于暴君如希特勒、斯大林与波尔波特的人,数以千百万计。残暴范围之广阔,我们难以想像。偶尔见到一些报导,把恐怖事件形象化,使我再度感到毛骨悚然。

    例如我最近看到一则记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意大利记者去拜访安提·巴维利克,克罗地亚的亲纳粹领袖。巴维利克微笑着洋洋得意地把一篮子像是蚝的东西拿给他看,说那是他的部属送给他的礼物—四十磅人的眼睛。他们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布赛人的小小纪念品。

    我们看了这样的报导—像大屠杀、柬埔寨杀戮场、卢旺达的种族绝灭与南美洲之拷打室之类的重大灾难—不禁要问:上帝到哪里去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地震和飓风,我们不免纳闷:上帝何以不加阻止呢?我们看见统计数字说,世界上有十亿人缺乏基本日用必需品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不关心呢?我们可能自己遭受过连续性的痛苦,痛心的损失,或是似乎绝望的情况,我们会觉得奇怪:上帝何以不帮助我们呢?如果他慈爱,如果他全能,如果他善良,所有这些苦难就不应该存在;但是苦难确实存在。

    更糟糕的是,受害的往往是无辜的人。原来是不可知论的基督徒谢尔登·范奥肯说,“要是无赖背断骨折,或患有癌症,要是骗子和坏蛋得了帕金逊氏症,我们还可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然而实际情况是天真未凿的孩子得了脑瘤,性命垂危。快乐的年轻妻子亲眼看见丈夫和孩子给醉酒司机撞死…。我们无语问苍天,“为什么?为什么?”提到上帝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毫无用处。一个善良的上帝,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默默无言的苍天没有回答。

    基督教著作家菲利普·扬西讨论吃苦受难的名著,把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适切地命名为《一个流连不去的问题》。这不只是一个在呆板的学府里反复辩论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能使我们愁肠百结、头昏目眩的切身问题—能使我们觉得丧失方向、恐惧和愤怒的问题。有个作家把苦难问题比作“像个鱼一样紧紧勾在人心中的大问号。”

    事实上这是信仰寻求者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我委托舆论调查专家乔治·巴纳进行一次全国性的调查,他用科学方法选择出一批有代表性的成年人向他们提问:“假如你只能向上帝问一个问题,而且知道他会给你一个回答,你将问他什么?”在回答有问题要问的人当中,百分之十七(最高人数)的回答是:“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

    查尔斯·坦布尔顿也要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他所以放弃信仰,开始时就是因为他在《生活杂志》上看到那张抱着死婴的非洲妇女的照片。坦布尔顿在他抨击基督教的书里列举了一系列古今历史上的悲剧,然后宣布:

    “‘一个慈爱的上帝’不可能是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恐怖事件的主宰—这样的恐怖事件天天发生,自古以来不断发生,只要有生命存在,将来也要不断发生。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苦难和死亡故事。由于故事是事实—实际上就是世界史—显然就不可能有个慈爱的上帝。”

    不可能?难道苦难的存在一定就意味着上帝的不存在?难道这个信心上的障碍是不能克服的吗?全心全意相信一个慈爱和全能的天父,难道我就得粉饰周围的邪恶与痛苦的现实吗?这不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选择。我得说明所有的事实,所有的证据,一点不加隐藏。

    我在莱斯莉的生命史上的一个敏感时刻和她讨论这些问题。她的叔父刚过世,她的婶母经诊断患有老年性痴呆病和晚期癌症。受到纷扰煎熬的莱斯莉,不能接受任何简易的答案。

   “假如有什么人认为他可以信手把任何问题拈来,加一番包装,然后系上一个神学上的花结,说这就是我的问题的答案。”她警告说,“还是请他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知道她的态度正确。因之我打电话给波士顿学院,请他们给我安排一个时间去访问《解析苦难》的著者,这本书的书名概括说明了我要做的事情。

    访问一:彼得·约翰·克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博士

    我喜欢把彼得·克雷夫特叫作“非哲学家”。那倒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事实上他是个第一流的哲学思想   家。他是福德姆大学的博士,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有三十八年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教书经验。他起初在比亚诺瓦大学,自1965年起在波士顿学院任教。他教的课程有形而上学、伦理学、神秘主义、性学,还有东方、希腊、中世纪和当代哲学,得过威尔逊与耶鲁—司特灵研究奖学金。

    话虽如此,假使你要在心中描绘一幅典型哲学家的形象,你大概不会想到克雷夫特。不管是否公平,想像中的哲学家,一般都有点令人厌烦,说起话来不着边际,繁复晦涩,住在学府庭院深深的象牙塔里,严肃得叫人窒息。

    克雷夫特恰巧相反。他回答问题,切中肯綮,态度亲切,甚至令人愉快;说话干脆,往往使用令人难忘的巧妙字句;他面带笑容,即使谈的是最为神圣的话题,他也禁不住要说些笑话。他虽已六十二岁,你仍能常常看见他在海滩玩他最喜爱的冲浪运动。(在他即将出版的书里,有一章章名叫做《我冲浪,所以我存在》)

    克雷夫特信奉天主教,可是新教教徒也爱读他的著作。他已经写了四十多本书,其中包括《爱心强过死亡》、《我心渴望天堂》、《伟大的对话:祷告》、《反驳道德相对论》和《护教手册》,后者由他与罗纳德·K·塔西里(Ronald K. Tacelli)合著。在他写的《天堂与地狱之间》与《苏格拉底邂逅耶稣》里,最能看到他异想天开的想像,前者设想鲁益士、甘乃迪与奥尔德斯·赫胥黎死后辩论耶稣;后者设想苏格拉底这位希腊古哲学家在哈佛神学院成为基督徒。

    促使我来拜访克雷夫特的是他写的一本极有见地的讨论苦难的书。他在这本书里,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通过奥古斯丁、齐克果(丹麦神学家)和陀斯妥也夫斯基,通过《星空之旅》、《棉绒兔》和《哈姆雷特》,通过摩西、约伯、与耶利米,巧妙地编写了一个发现真理的旅程。一路上都是发人好奇的线索,最后引入到耶稣和上帝的悲痛上面。

    我来得早了些,在过道里等待克雷夫特。不久他就来了,刚刚参加过一个在波士顿别处举行的哲学集会。他的棕色灰呢上衣,厚厚的眼镜和梳得整整齐齐的深灰色头发,给了他一个长者的形象。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上面有个牌子写着“不准倾倒垃圾”。开始时我们随便闲谈他深深喜爱的波士顿红短袜棒球队—我们既然要谈苦难问题,这倒是一个适当的开场白。

    可是随后我转了一个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就坦布尔顿看过《生活杂志》那张在苦旱中抱着死婴的北非女人的照片后、对基督信仰产生的强烈反对一事,直截向克雷夫特发问。

熊,陷阱,猎人,和上帝

    我以坦布尔顿同样的激动情绪对克雷夫特说话。我描述了那幅照片,然后逐字逐句地引述那位前布道家所说的话:

    我认为,“当这个女人不求别的只求下雨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世上有个慈爱和关心人的造物主吗?一个慈爱的上帝怎能这样对待那个女人呢?是谁在管雨?我不管,你也不管,是他在管—或者说我以为他在管。可是当我看到那张照片时,我立刻知道,要是有人管,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发生,所以不可能有个慈爱的上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们所求的只是雨,除了恶魔谁还能毁灭一个婴儿—事实上也把孩子的母亲杀死于痛苦中呢?……随后我开始思索横扫世界上某些地方的瘟疫,瘟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各种各样的人……我非常清楚,一个有知识的人是不可能去相信世上有个仁慈的神的。”

    我放下笔记,抬头望他。教授的眼睛正盯着我看。我坚定地面对着他,为了强调,身向前倾,用有点控告的语气说:“克雷夫特博士,你是个有知识的人,你相信仁慈的神。你怎样回应坦布尔顿?”

    克雷夫特清了清喉咙,“首先,”他开始说,“我集中注意他所说的‘不可能’。就是历史上最出名的怀疑论者休谟(David Hume)也只是说,上帝几乎不可能存在。这至少是个讲求理性的立场—承认最低限度有个小小的可能。但是要说一个慈爱的上帝,一位知道的事情比我们多得多,包括知道我们的未来的上帝,因为他容忍坦布尔顿所说的非洲的邪恶,因此上帝就不可能存在—这种理性思维上的傲慢令我吃惊。”

    这颇出乎我的意料。“真的吗?”我问他:“怎么是这样呢?”

    “一个认知有限的人,怎能肯定无限的智慧者,为了我们看不到的更为长远的善,不会容忍短期的邪恶呢?”

    他的这个论点,我能明白,但是我需要一个例子。“请道其详,”我催他。

    克雷夫特想了一想。“我们这样来看待问题,”他说。“你能同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不同,大于我们与熊之间的差异吗?”

    我点头。

    “好吧,那么设想有一只熊落在陷阱里,有个猎人出于同情要搭救它出来。他试图取得熊的信任,但是办不到,他只能用注满麻醉剂的枪打它,熊认为那是猎人对它的袭击,想杀死它。它不知道那是猎人出于同情的做法。

    “然后,猎人为了要把熊救出,不得不把它推向陷阱深处,以便消解弹簧的压力。如果那只熊那时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它会更加坚信猎人是它的仇敌,让它吃苦受难。但是熊错了,它所以得到这个不正确的结论,因为它不是人类。”

    克雷夫特给我一点时间去思索这个比喻。“现在,”他说,“这个比喻不也适用于我们和上帝之间吗?我相信上帝有时也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那样做,就像熊不了解猎人的居心一样。熊本来可以相信猎人,就像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一样。”

信心与偏见

    我停下来思索克雷夫特的论点,可是在我还不能够回答前,他又在开口说话。

    “不管怎样,”他说,“我当然不愿贬低坦布尔顿。他非常诚实而恳挚地回应那些对上帝不利的事实。信心就是要建立在信心难以建立的地方。我不须要以信心来相信二加二等于四、相信中午的太阳,因为它们毫无疑问。然而圣经上描写的上帝是个隐密的上帝;要找到他,你得在信心上下功夫。有些线索供你追寻。

   “如果没有线索,或者我们有的是线索之外的东西,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不是真正的自由的选择了。如果我们有的不是线索,而是绝对的证据,那样我们就不能否定上帝,就像你不能否定太阳那样。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证据,你就永远到不了那里。上帝给我们刚够的证据,使那些需要他的人能得到他。那些愿意追寻线索的人一定能找到他。

    “圣经说,‘寻找,就必寻见。’它并没有说人人都能寻见他;也没有说无人能寻见他。某些人能寻见他。哪些人呢?那些寻求他的人。一心一意寻求他的和那些追随线索的人。”

    我插嘴进去。“且慢—你刚才还承认‘有些对上帝不利的东西’——邪恶与苦难是对他不利的证据,”我指出。“所以你不是在承认邪恶推翻了上帝的存在吗?”我用手在办公桌上重重一拍。“案子审结!”我大声说,装作胜利的样子。

    克雷夫特在我的爆发前怔了一下。“不是的,不是的,”他摇着头坚持。“首先,证据并不一定确实或具有决定性。我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对上帝有利的证据,也有不利的证据。奥古斯丁说得非常简单:‘如果没有上帝,为什么有那么多良善?如果有上帝,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

    “毫无疑问,邪恶的存在是个对上帝不利的论点—可是在我写的一本书里,我概括说明了二十个论点都有力地指向另一个方向,支持上帝存在。 无神论者必须回答所有二十个论点,有神论者只须回答一个。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有权投一次票。信心是主动的,它要求一个回应。与理性不同,理性只向证据臣服,信心是有成见的。”

    最后一个词引起我特别注意:“你说有成见,是什么意思?”

    “假如警察进入这个房间,说他们抓捕了我太太,说我太太正在谋害十三个邻人,在砍他们的脑袋,还说有证人在场。我会笑他们。我会说,‘不,这决不可能。你们知道她不如我清楚。’他问我     ‘你的证据在哪里?’我说,‘我的证据和你要的不同。不过我的确有证据证明这事不可能发生。’因此我是有成见的。

    “然而我的成见是有理性的成见,因为它根据的是我从实际经验中积累的证据。所以说,认识上帝的人从他的经验中得到了证据,那就是说他的成见是以这种证据为根据的—而不认识上帝的人是没有这种证据的。”

邪恶是对上帝有利的证据

     克雷夫特停顿了几秒钟,补充了一句出人意料、反对直觉的话:“而且,邪恶和受苦的证据有双向的性质,实际上可以用来支持上帝的存在。”

     我挺直地坐在椅子上。“这,”我要求他回答,“怎么可能呢?”

    “这样想想,”克雷夫特说,“如果坦布尔顿对这件事怒不可遏的回应是正确的,那就是说,他有一个预设的假定:善恶之间是有区别的。他用善的标准去评判恶—十分正确地说出这些可怕的苦难实在不应该存在,这意味着他有一个什么才是对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符合现实的:这个现实就是称为“至高的善”的现实存在,而这“至高的善”正是上帝的另一个名称。”

    这听起来像是哲学上的戏法。我小心翼翼地简述克雷夫特的观点,看看我是否了解它。“你的意思是说,坦布尔顿无意中可能在证明上帝的存在,由于他承认邪恶,他在假定有一个客观标准凭以断定什么是恶?”

    “对,如果我给一个学生九十分,另一个学生八十分,那就是预先假定一百分是一个标准。我的论点是,假如没有上帝,我们从哪里能得到善的标准,用它来判断邪恶是恶的呢?

    “而且,正如鲁益士所说的,‘假如宇宙这样坏……那么人类怎能把它当成一个智慧善良的造物主的行动呢?’换句话说,我们心中存有的这些观念——也就是恶的观念,因而还有善的观念,和上帝是善的来源和标准的观念—都需要作出解释。”

    一个有趣的反击,我心里想。“还有别的你认为恶的存在对无神论不利的例子吗?”

    “是的,还有,”他回答。“如果没有造物主,没有创造万物的那一刻,那么一切都是进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开始,也就是没有第一因,那么宇宙必然是一直存在着的。那就是说,宇宙一直在进化不息,经历了一个无限长的时间—到了现在,万物都应该完美无疵。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进化,恶也应该已经消灭。然而现在仍然有恶、苦难和不完美存在—这就能证明无神论者的宇宙观错了。”

    “那么说来,”我说,“无神论对恶的问题是个不适当的解答?”

    “也许只是个轻率的答案,或者我可以用这个词,是个廉价的答案。”他说。“无神论对人很轻视,因为它自命不凡地说历史上十个人里有九个对上帝的看法不对,说他们在内心深处有个假相。

    “想想这话。凡在这世上生活过的人里面,怎么会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他们的处境往往比我们痛苦得多—能够相信上帝呢?从客观事实看,只要看看世上幸福与苦难的比率,这个事实不会让人相信有位绝对良善的上帝,然而这个信仰几乎十分普遍。

    “他们全都疯了吗?我猜想如果你也有点自以为优越过人,你会相信他们真的疯了。不过,我们得像托尔斯泰那样向农民学习。他在自传中说,他时常在恶这个问题上挣扎。他看到的生活,苦难多于快乐,邪恶多于善良,生命显然毫无意义。他绝望得想自杀。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能忍受下去。

    “随后他说,‘且慢,大多数人确乎忍受了。大多数人生活得比我艰苦,但是他们发现生活非常奇妙。他们怎能这样呢?没有解释,只有信心。’他向农民学习,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所以无神论对人极其轻视。它还剥夺了死的意义,如果死没有意义,生能有什么意义呢?无神论接触到什么,什么的价值就被贬低:看一下无神论的最强大的形式共产主义的后果吧。

    “最终是,无神论者死后遇到上帝而非遇到自己所预言的虚无时,他将发现无神论是个廉价的答案,因为它拒绝承认那唯一的、决不是廉价的、而是具有无限价值的上帝。”

 

    本文为《为何说不——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一书的第一章;史特博 (Lee Strobel)著,李伯明译,香港海天书楼出版。蒙海天书楼允准转载,特此致谢。本文注释部分略。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本刊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转自www.cclifefl.org,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本刊文章进行任何删改。本刊的印刷版(Printed copies)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欢迎个人或团体订阅。请参考回应单。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本刊书面许可。

    本网页由生命季刊设计维护,请尊重本刊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