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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牧歌
2016/8/2 12: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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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玲/刘传恭

生命季刊 总64期 2012年12月

 

 

刘新玲序言

 

  本文根据我父亲刘传恭关于陕西宝鸡中华基督教会建堂始末回忆录整理。当我的母亲(张淑媛)蒙恩得救,亲自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后,就迫不及待的要把福音传出去。于是说服了我的父亲刘传恭,与另外一位有同样感动的姊妹李提多结伴从大城市来到偏远秦岭北麓的小山城,开始了同心合意建立宝鸡中华基督教会的历程。

 

  木料要开车进到山里去采购,砖瓦要先挖砖瓦窑,再找工人制作砖瓦胚,买山柴,自己烧砖瓦,语言不通,传福音有障碍,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过程。大家凭着信心,靠着主的带领,礼拜堂终于建成了。接着不断有新人和肢体加入,像王堪牧师的加入,更是如鹰展翅。福音渐渐从这个据点向四面八方山村传开。

 

  因为当地吸毒者较多,于是传讲福音的同时开展了祷告戒毒的工作。周围山区成立的十几处教会,都是戒毒后蒙恩得救的信徒捐出自家房产,成立起来的。教会兴旺,信徒彼此相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十年代,全国开展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个教会应该是真正的“三自”。可是王堪牧师被打成右派,判刑20年。张淑媛因为”宣传反动思想”判群众管制;父亲刘传恭也曾被法律监督。尽管如此,这些主的仆人从来没有怨言,在他们余下的时光,与家人同住,栽培子孙后代,如今种子分散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父亲在1996年2月,安息主怀,时年91岁。

 

下文根据我父亲回忆录整理而成。

 

从齐鲁故里西迁

 

  我(刘传恭)于一九零五年正月初五日出生在山东省益都县(现青州市)西郊刘家庄,只读了三年的私塾,12岁那年,就不能再读书了,与父亲一起下地劳动。由于山地贫瘠,加上干旱,一年的收成,也就只够半年的口粮。每到年底有债主上门逼债,生活十分困难。

 

  16岁那年,祖父托人在一家丝织厂替我找了一份学徒工,织过地毯,安装过机器,替公司做过胡桃生意。经理看我诚实,勤劳,在我21岁那年送我去学修汽车,学开车。24岁那年出徒,就去山西开车。后与我在西安的大师兄张仲昌联系,他介绍我来西安永安汽车公司。 1930年,德昌公司经理傅子明(妻子的舅父)提亲。同年五月结婚。婚礼完全按照教会仪式进行,妻子教会学校的校长,同学,和一些教会里的朋友参加,众人弹琴唱赞美诗。

 

  1932年,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便宜卖给我一辆旧车,允许我跑车赚了钱再还清余款。接着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辆新车。汽车运行后赚来的钱还清债务,又去买了第二部新车,直到1936年手头富裕起来。但是问题来了,我的妻子常年生病,久治不愈。

 

  我的妻子张淑媛,1905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朐县张家董庄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平时帮家里务农,农忙之余加上自身好学,达到小学毕业文化程度。15岁那年,父亲病故归天家,教会学校为照顾孤儿,送她进城到英国基督教浸信会创办的青州守善中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经常有土匪骚扰,民不聊生。某夜突然有土匪从后院围墙跳入,同室三位老师协伴逃跑,离开了教师岗位。后随其姨母傅连英迁居天津,在天津东亚毛织公司工作。婚后迁居西安。环境改变,背井离乡,离开了亲人,离开了朋友,加上长期失眠,免疫力下降,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肺结核、肾炎等。当地居民中不乏吸食鸦片者,邻人劝她:“吸两口!试试!能止痛。”就这样吸上了瘾。广仁医院有我们山东老乡苑朱泉大夫,常常来家里为妻子看病,我希望他用些好药,多花钱也没关系。大夫说:好药也治不了她的病!只有一个人能治她的病。我问他是谁?他在哪里?大夫说:是耶稣。正好那些日子宋尚节博士来西安布道,盛情之下,勉强去了教会,坐在中排,没想到,过了不久,礼拜堂座无虚席,连窗户上都坐满了人。天气很热想要出来又出不来,好不容易熬到结束,心想:我是再也不会去了。

 

  一天黄昏,苑大夫的女儿秀娟,突然跑来说:“姐姐,有一个英国人,来到岳王洞教会,他是环球布道团的传道人,这人有祷告病的恩赐,来这里要为一个病人祷告,你去看看是不是你!”1937年8月12号我和妻子一起去了,安排她住在苑大夫家里。为了怕她烟瘾发作,我临走时还用雪花膏瓶子装了鸦片给她带上。我就回家去了,(因为还有几个孩子在家里。)过了三天我去看她,见她高兴极啦!她说:“就在我来的那天,正在睡午觉,郑大姐姐和史师娘来叫我,说:‘大妹妹,你不是要找那位英国人来为你祷告吗?现在他来了’。我就起床跟她们去了祷告室,然后跪下来祷告。当他按手在我头上时,我的身体从头到脚像过电一样。以往沉重的病躯立刻变得那么轻松,整个心灵被圣灵充满。”而且她不停地告诉我:“我的病好了。我的病好了!——”我赶忙问她:那瓶烟土抽完了吗?她说:“我全都忘了!”

 

  我那时还不信耶稣,也从来没有认识还有这么好的神!我很快悔改、决志信主,凡事由主来引领。当年十月听说西关协同会有个八天的聚会,我的姨母就说:把车停下来,聚完会再出车,这么好的机会好好听道信耶稣。我把车开到路口告诉过路的人谁去听道就上车。开到教会门口,听完道再把大家拉回来。一天三次来回,心里火热,满心欢喜,觉得传道救人多好啊!

 

蒙主召唤

 

  在岳王洞教会认识了一位老姐妹李提多,她虽然是小脚,但是会开车。我们因为是同行,所以很谈得来;她很热心,我们常常一起交通,一起祷告,不久我去东关浸信会受了洗。我们三个人开始拿着旗子在街口传福音。就在这时候我的妻子在祷告中有感动,要去宝鸡传道,盖礼拜堂。要快些搬家去宝鸡。

 

  当时我的三辆车都是跑兰州的邮政车,如果搬家应该搬去平凉才对啊!妻子不同意,她告诉我:“是主说的!”我一生气就说了一句:胡说!当这两个字一说完,立刻哑巴了。整整三天,一点声音出不来,只是眼中流泪,心想,不能说话了,这一辈子就完啦!第三天的晚上我们睡前,跪在床边祷告时,妻子把她的手往我头上一放,立时我就发出声音来了,这时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我也不想睡觉了,只想满口赞美主。从此我的心更加与主贴近,在凡事上尊主为大。只要说是为主做什么,我是不会退后的。因为受了一次管教,再不敢违背主的旨意。刚好李提多老姊妹也有感动与我们同行。

 

  1937年10月,两部汽车同时出发把家送到宝鸡;第一天住在凤翔,第二天到宝鸡东门外一个小旅店。店主姓于,是个南方人,我们也成了好朋友。过了几天租到了三间住房。我们还是到路口传福音,有些贫困的人也想听福音,我们就把他们叫到家里来,在院子里坐在木板上,讲道给他们听。慢慢天气变冷,这些人没有棉衣,我们和李提多两家做了35套棉衣分给他们,也有几家教友也分了几件。来到宝鸡不久,又来了一家姓俞的也是信主的。还来了姓宋的一家信主的叫宋路加。后来也都买了地,盖了房,住在将要盖教会那地的附近。

 

建堂策划和落成

 

  我买了二亩三分地,李提多买了三亩三分地。留出集中建礼拜堂的范围,在周围各自盖了自己的住处,我们就开始盖礼拜堂了。当时宝鸡买不到那么多砖瓦,我们两家又合买了二亩地准备自己烧砖瓦。因为形势吃紧,本来要建的火车站,决定停建,建材便宜出卖,李提多买了8根柱子和2000块砖,我买了一万片大洋瓦,和大块石基。我们还和李提多去马头镇买了木料。又一起找人设计,并找了工人,包括挖窑工,制砖瓦的工人,烧砖瓦的和建筑工人等。

 

  东西准备差不多了,提多和她的女儿马可,女婿张伯申去了四川。1938年3月我和妻子就开始动工了。从此后,没有睡过天亮。每日凌晨天还不亮,就得等在砖瓦厂后门的斜坡底下的小路边,等待挑山柴过来的人,买下来一担一担的山柴,堆得像山那样,堆满在烧窑的附近。每个步骤,过秤,算账,付款……全是自己干。当我出车去外地拉货时,就只剩下我的妻子一个人。尤其是在烧窑的当天,日夜烧火不能停,除了白天供烧窑工人吃饭外(我们家里虽然有个做饭的华大嫂,可是年纪比较大了),夜间的饭菜就只有落在妻子和她的妹妹张淑英身上。妻子为了建礼拜堂以及传福音的工作,经常不在家;家里的事很自然的就落在了妻妹淑英的身上。虽然辛苦,但是她们由于爱主,任劳任怨;心中充满喜乐,满腔热情地奉献着自己。

 

  礼拜堂的规模:礼拜堂是南北长:5丈5尺,东西宽:3丈3尺;根基是在盘石上垠一米深,用大块石头两层根基。前后五个门,都是石镶门槛,正堂两边有10个大窗子。北面讲台后墙上有一个窗子。讲台底下有洗礼池子。墙根边东西两边连着会堂修了两间小房,分别为男女更衣室。礼拜堂门外,东边盖了3间大房,办公室和接待室用。

 

  1938年底礼拜堂完工建成,从此宝鸡中华基督教会正式开堂。教堂盖好后,我们开了一次奋兴会,到的人数有400多人,都还没有坐满。虽然刚刚落成,就开始了各种活动:祷告会,查经班,主日学……就都开始了,还设有识字班(因为乡间来人都不识字,一面教他们认字,一面教他们唱诗,唱圣经上的金句,唱诗篇,唱箴言,一面唱诗,一面认字,有些农村人,虽然不识字,但是会读经。)

 

  当李提多从四川回来,看见我们把礼拜堂已经建好了,一切基本就绪,她说:你们修好了礼拜堂,我来修天花板。这时木料也好买了,因为我的一部汽车跑汉中,回宝鸡时是空车,我们就在黄牛铺买了不少的木料运回宝鸡。

 

  教会建堂已经完工,还有一个后院没修,当时我们烧了一窑砖,因为过火了,成了一窑红砖,于是就用这窑红砖瓦盖好了后院的4间南房。买了一棵大树,打了40条凳子(7尺长)。

 

传福音的工作

 

  刚开始因为语言障碍,去农村传福音,当地人听不懂,可是吸食大烟者大有人在,于是我们就从戒大烟开始。

 

  第一次是在新会堂开始戒烟的,有十几个人。日后又在十里铺戒过三次,狄店戒过两次,徐家窑一次,也在广福村,西营,福林堡等地戒。当地戒了大烟的人,接受了主,就回到自己的村子,献出自己的房产,开始了传福音的工作。

 

  传福音戒烟工作开始后,凭着信心,靠着主的大能,走遍乡村高原,拯救了不少被毒瘾辖制、生不如死的人,让他们挣脱了罪恶的权势,得到了新生。

 

  由于戒毒,扩展了乡间教会:以下是由曾顺昌详细提供各支会分堂的情况:

 

曾顺昌和他的妈妈曾老姨,是最早第一次戒毒的,戒毒后回到村里献出了他家住房,做聚会用,就是十里铺分堂。

 

一)十里铺支会:1940年成立

第一次聚会来戒大烟的有:刘英,曾顺昌、曾老姨、张堆寿,高贵珍,鲍加鱼,张惠珍,韩大嫂。第二次聚会来戒大烟的有:张志义,韩超,毛瀚,张超,毛序。信徒约30人。

 

二)纸房头教会支会:1940年成立。

梁锐、阎清珍夫妇在宝鸡龙泉巷教会戒了大烟后,回家奉献出自己家的窑洞为聚会用,办戒烟聚会数次,聚会人数40余人

 

三)福临堡教会支会:1941年成立。

林路德的婆婆郭大嫂,和李继善的母亲,在龙泉巷教会戒了大烟回去后捐出他家的房子办起了教会。聚会人数40余人。

 

四)底店教会支会:1941年成立。

马生金本人戒烟后,奉献大房三间,当地烟民得悉,来教会戒烟的有:马振海,刘存仁,胡启超,胡生和等。信徒50多人。

 

五)肖村教会支会:1942年成立。

马振海奉献窑洞两孔,院子一所给教会,戒烟的有赵应魁,王福有,胡三谷等。信徒40人。

 

六)凤凰头教会支会:1943年成立。

沈宗福,王发,在底店教会信了耶稣,回去后,就在他家中开始了聚会。

 

七)徐家窑教会支会:1944年成立。

由十里堡教会徐长林,康志德,魏宪弟兄俩和阎三有,张哲,戒烟后在徐家窑成立教会的。在这里戒烟的有李建等。信徒约40人。

 

八)广福村教会支会:1946年成立。

由李建戒烟后回去成立的,仍办戒烟聚会,当时戒烟的人有陈村的晁得胜夫妇,桥镇的齐金续,连三元,曹昆,杨聚英等。信徒70余人。

 

九)陈村教会支会:1946年成立。

晁得胜戒烟成功,回家后就奉献出他家的大房给教会,接着就办戒烟聚会,当时戒烟的人有吴旭光,苗云,王生荣,张才等。信徒发展到80多人。

 

十)桥镇教会支会:1946年成立。

齐金绪,杨菊英戒了大烟回去后,先是在杨菊英家里做礼拜,后来迁到齐金绪家,办戒大烟聚会等等。共有信徒50余人。

 

十一)西营教会支会:1947年成立。

张生昌,王荣,张周学,张恩递,都在徐家窑戒了大烟。回去后,就在张恩递家中办起了教会。共有信徒40余人。

 

秦岭福音之家

 

  七七事变后,宝鸡中华基督教会接待了不少中外逃难路经宝鸡去四川、甘肃、新疆的人士。中有不少传道人(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刘龄九等多次经宝鸡往来四川直到1955年),也有一些学者,像齐鲁大学师生,铭贤学校师生。安排他们住在教会里传福音给他们,还帮他们找到顺路的汽车,免费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多数抗战胜利后重回华东华北中南故地,仍从宝鸡教会中转。

 

  山东耶稣家庭孙承备牧师逃难带来78口人,无处安插,来到宝鸡教会住下来。在教会后院盖了十几间房子,让妇女孩子先住进去,男士们住帐篷。我们负担他们生活一年后,托人在眉县买了七十多亩地,买了两头牛,以及耕地和吃饭的用具,1939年秋后买的。1940年春天,多位弟兄先去安排春耕,又去了几位姊妹帮助做饭,而我和提多经常去眉县,委托于得谦弟兄帮忙买地,并招呼着盖房子。他们到眉县后,直到生产出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了,我们就不用再供应他们了。

 

  1941年,开了一次奋兴会,同时继续戒毒,各地牧师来了不少,除孙承备、胡天恩(耶稣家庭来的),还来了王堪牧师,朱仲玉、朱昆玉(兄弟二人皆为牧师),魏宏君(聚会处的),朱邦仁(耶稣家庭,医生,王堪的朋友),一时间,同心合意,敬拜赞美的气氛相当热烈。

 

  在朱邦仁的介绍下,妻妹张淑英与王堪牧师结婚。王堪牧师留了下来在宝鸡牧道。王堪的到来给教会增添了巨大的活力,他传道多年,文化水平高,解经能力强,年富力强,又有爱心,四处看望,不辞辛劳,深得信徒爱戴。并带领教会渐渐走向正规,教牧人员,执事,长老……各尽其职。并安排每周主日赴各山区支会的领会人员,尽力关怀和栽培传道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山东来的那些弟兄姊妹,各自回了自己的山东老家,孙牧师没走,胡天恩牧师也留了下来。眉县的土地还是托于得谦给卖掉,钱也交还了我们,这笔钱用来盖起了后院的二层楼房,由王堪牧师办起了修道院,培养教牧人员。

 

持守信仰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人们奔走相告,皆大欢喜。

 

  1950年5月周总理接见了吴耀宗,刘良模等宗教领袖,于是 “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三自是指自立、自养、自传。由于我们这个教会所经历的是真正的“三自”,再典型不过了,所以没有太在意,还是像往常一样,敬拜赞美,读经祷告。

 

  1951年吴耀宗带头,掀起“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还好我们不是接受美国津贴的,是完全自立的。所以也没有太在意。

 

  1958年,王堪牧师被判刑20年,报上看到是 “右派”,最后是个什么罪名?我没有看到。我的妻子张淑媛,群众管制三年。罪名是“宣传反动思想”还有“接待帝国主义分子”。

 

  的确!教会成立后,南来北往的人接待了很多,其中有外国人。戴牧师在凤翔成立圣经学校后,我和妻妹都去上课。范牧师,白教士,恩教士(瑞典人)。还有美国清洁会(即门诺会)的白牧师,美国神召会的Simpson牧师,于师母(儿子于力工是牧师,在美国)这都属于“帝国主义分子”。

 

  因为要自立,自养,胡天恩牧师去羊奶厂放羊了。礼拜堂被轮胎厂占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防疫站红卫兵占用,最后拆除,盖起了防疫站的大楼。

 

  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渐渐宽松,我的妻子张淑媛就打开了我家北屋,又传起福音来。屋里不够用了,就买了好多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就这样,又开始牧养起主的小羊。1980年10月淑媛姊妹因肺癌晚期,骨转移,走完了人生历程,安然归主怀里,她在世上洒下的种子,散布在世界各地,会继续发芽,开花结果。

 

  1981年,我本人被定“法律监督”没有限定时间,我的大女儿刘新玲把我接到她家。在她的动员下,写下了我的回忆录。1985年5月,解除监督。

 

刘新玲 来自中国大陆,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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