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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神五十一年(焦源濂牧师见证)
2015/5/28 17:20:02
读者:15727
■焦源濂

生命季刊 总第10期 1999年6月

 

我曾想作所罗门

 

我是大学二年级时信主的。这间大学虽是国立学府,却有一个相当活跃的基督徒团契,因此我信主之后,就能受到很好的带领和影响。属灵长辈的教导和圣经真理的启迪逐渐使我觉悟到:除非我的生活和信仰结合起来,否则我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充其量不过是 “精神鸦片”而已。另一方面,若是我的生活没有信仰作引导,我就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所以,在历次聚会中,每当传道人呼召:“凡愿意奉献自己一生给神的人,请你站起来”的时候,我都属于那少数“站起来”人中的一位。

 

可是,站起来是容易的,困难的却是如何往前走。越近大学毕业,这个问题就越迫切需要解决。我从圣经的教训得知,神的旨意就是我的方向。经过两年多不断的祷告和寻求,渐渐觉得神的旨意是要我做传道人。这原本是我最惧怕、也是当初认为最不可能的一件事,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颇有一些能言之成理的理由的,例如:

 

一、自我小学毕业,就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家破人亡,到处流浪,尝尽了人生贫穷艰难的痛苦。原希望在大学毕业后能苦尽甘来,享受一下安定、无忧虑的余生;但若做传道人,岂不终生要与贫穷、漂泊无定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这叫我的心怎能轻易就范!

 

二、我的个性内向、怯懦、木讷;看来决不是做传道人的材料。我的胆子非常小,幼年时到了入学的年龄,都还一直赖在家里,要爸爸做我的老师而不敢去学校求学。起初爸爸尚肯迁就我,但后来实在无时间承担这份职份,便千说万劝的要我去上学,我拗不过他,才答应了。但却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与哥哥同一班,每日与他同进同出,以便在学校中可以壮胆。爸爸见我让步,就前去与校长商量,最后决定,暂时许我与哥哥同班,待我习惯学校生活,不再惧怕时,再从一年级开始读起。就这样连哄带逼的,我才入了学。读了半年后,校长看我的成绩还可以,所以也没有要我从一年级读起。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我从三年级起,一直与哥哥同班,直到中学毕业,我们才分道扬镳。

 

因为自知天性难移,又加上从小依赖哥哥已成习惯,所以对我来说,去扮演一个需要不断主动去接触人,甚至还要甘冒别人讥笑、凌辱的传道人角色,其难度真是难于上青天。可是圣经却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经过反覆的考虑挣扎,在一天的禁食祷告后,神藉著诗篇84篇的话大大的感动我的心,使我终于顺服他的引导,在大学毕业前二、三个月,暗暗地向神学院报名,只待毕业考一结束,就立刻去接受神学训练。

 

我向神学院报名后不久,有一天与团契契友钱弟兄闲谈,当他知道我毕业后将献身传道,立刻表现得十分敬佩。他说,“焦弟兄,你实在是拣选了最好的路。” “钱弟兄,你毕业后作何打算呢?”我反问他。“我将来年老时,也会像你一样献身传道,为主做工,但现在不会如此。”他很坚定地回答。“为什么要等到年老时才传道,而现在不能呢?”我好奇地追问他。没想到这一问,竟将他一套“聪明无比”的奉献理论引发出来了。

 

他说:“我为什么现在不传道?你想,我从小辛苦的读了十几年书,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此时,我若跑去传道,岂不是改变初衷?你不要以为我是贪爱世界,老实说,我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工作比传道更尊贵。不过,我的计划与你不同,我想效法古时的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尽情的尝尝这个花花世界到底是甚么滋味。待我历尽了一切荣华富贵,经验过这一切果然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时,再传道;因为那时不再是空泛的理论,乃是经验之谈,自然所传的道就会有份量了。再者,我总觉得青年人传道不易被人重视,但若能像所罗门老年时那样,既有大权势,又德高望重,自然会一言九鼎,工作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他这一番话,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像是令我“茅塞顿开”;我忽然觉得自己太幼稚,太肤浅了。为什么对献身的大事,不深思虑后再作决定?另外,我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听到钱弟兄所说的这番美妙的道理。然而,我已在神学院报了名,对神也许了愿,在心灵深处知道已不应更改了。因此,我失去了因奉献而有的平安和喜乐,这也就是我进入了神学院以后,为什么在最初几个月里,一直不能静下心来学习的一个原因。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最初跟随主的决心是多么的软弱,又是何等的肤浅和自不量力;因为我并不曾用镜子照照自己,究竟能有多少地方可以媲美所罗门。像我这样愚拙的人竟会大言不惭的要做所罗门,这岂非痴人说梦。再者,我入神学院后不到一年,政权改变。在共产党统治下,很快在各地展开了对主、资产阶级份子、旧社会的官员和知识份子的斗争、清算或改造。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谁还羡慕敢作“所罗门”呢?

 

记得是在我入神学院一年多后,有一天,我在马路上遇见了钱弟兄。只见他穿干部服,精神萎靡,青年人意气风发的神采在他身上已消失了,更看不见有丝毫所罗门的风采。人的道路,实在是由不得自己。想到这里,就不能不为自己庆幸,因为有耶和华做我一生的前导。

 

 

突破感情的困扰

 

那时,唯物主义的理论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能创造天国已被认为是近在眼前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洪流中,知识份子受到最大的冲击;而在知识份子当中,基督徒青年的信仰也受到了无情的考验和强有力的挑战。许多基督徒纷纷放弃了信仰。

 

当时,有一位与我感情相当不错的姐妹也跟据局势的发展,认定传道人的道路,不仅是苦路,且是绝路。因此本著爱心,她劝阻我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

 

其实,这个时代的大转变,何尝不在我的心灵中掀起了汹涌的巨浪?我又何尝不喜欢融合在这新的潮流中?但我是信神的,我信他不但是我的主宰,也是万有的主宰。若人们不承认他的存在,并以消灭宗教为建设国家的手段和目标之一,对这样的一个潮流,我怎能没有戒惧!且对它的后果,又怎能盲目的乐观!

 

时代潮流与信仰的冲突,感情与理想的矛盾,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的身体虽在神学院中,我的心却时常遨游在神学院以外的天地之中,我简直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有一天晚上,我痛苦不安至极,觉得不能再如此拖延下去,因此独自一人进入祷告室,向主倾吐心中的苦情。我也暗暗地希望,主能准许我离开神学院,让我像一些青年基督徒一样,投身在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之中。可是,正当我如此哭泣如诉地祷告时,突然有一句圣经的话,如同闪电一般照亮我的心: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17

 

那时我对圣经还不熟识,虽然曾读过一两遍,但这节圣经究竟记载于何处却是毫无印像。然而它竟是那么清楚的出现了,不但带来光和力,也带来了安慰和抚摸。就在这一舜间,我心中的悲哀、黑暗、挣扎全都一扫而光,所有的乃是光明和安宁!何等快、又是何等大的改变!

 

因为在心灵中已看见了那“要过去”的和那“永远长存”的分别,且神已经将我引导到永远长存的路上,我怎会再去留恋那“要过去的” 呢?因此,在这个祷告后,我的心情开始稳定下来,在神学院的学习生活就逐渐正常化了。

 

 

神所配合的

 

远在我神学尚未毕业时,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个孤儿,曾前往上海的一间孤儿院访问。代表孤儿院出来接待我的,竟然是我所认识的另外一所大学基督徒团契的孙姐妹。

 

原来她在课余之暇,来到此地作义务教师。从前在大学的各种学生联合聚会中,我曾多次见过她,但是因为不属同一学校,所以没有甚么交往,也没有留下甚么深刻印像。但是这一次意外的会见,却留下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滋味在心间。

 

没有想到大约一年多之后,她完成了大学学业,也献身传道,并且是来到我所在的神学院受造就。这时,我已毕业,且被神学院留下作助教。由于我与她过去曾在大学生基督徒的各种聚会中见过面,在背景和志向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我的心灵中,总觉得与她的关系比其他的同学更加亲切。

 

更奇妙的是,她来学院不久,我们的院长和几位年龄较大的同学,竟不约而同地先后对我说:“我觉得孙姐妹与你是十分相配的一对。他们的话当然在我的感情上激起了浪花,然而,我们虽是一同生活在神学院里,能够单独见面的机会却很少,彼此促膝倾谈就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只是暗中观察她的一言一行,对她的爱慕之情与日俱增。

 

我几乎日日为此祷告,终于,机会来了。在一次参加大学生的聚会之后,归途中恰巧只有我们两人同行,于是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我的爱意。她的反应虽是默然不语,却也没有意外和惊讶的表情,因此,我知道她已接受我的爱了。那一段归途虽短,但是从那一刻起,我俩已默默地以心相许,开始了人生中另一段最重要、最漫长也是最幸福的路程。之后不久,我们征得院长和家长的同意,便于1952年春天订婚。到了当年的924日,在众弟兄姐妹的祝福中,我们双双携手走向婚礼的坛前。为我们主持婚礼的,是众信徒所敬重的杨绍唐牧师,参加的人约有二百多,并有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女高音杨姐妹独唱“我宁愿有耶稣”。在整个婚礼中,满了欢乐,敬拜和诗歌。

 

我们婚后不久,就进入了风暴不断的旅途中,曾被死亡的痛苦所缠绕,也遭到不信之人无情的斗争和逼迫,又多次因自己的无知和失败而灰心丧胆。每次我们都一同流泪,一同祈祷,彼此抚慰,彼此激励。以致我们这两个软弱无能的人,携手将近30年,仍然能走在这条事奉主的道路上。回头一看,若不是主的保守和他的恩赐,岂不是早就要从这条荣耀的路上退后,甚至失踪了!所以,唯有在基督里的婚姻,才能找到我们最忠实最合适的终身伴侣。

 

婚后,当妻将她献身传道的经过仔细地说给我听时,我越发感谢神。因为我更加领悟,她的确是神赐给我的贤妻,得到她(除了神自己之外) 是我在地上最大的幸福。

 

那时她曾如此叙述她的献身经过:在我大学毕业前一日,贾玉铭牧师到我家作客(贾老牧师是我父亲的挚友)。在与父亲言谈之间,贾牧师突然问我父亲:“凌莉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她作甚么?” 我父亲回答说:“她已将自己奉献给主了,一切听主的安排和引导。” 我当时静听他们的谈话,一言不发。但是老牧师一听说我已奉献,顿时笑容绽开,并且兴致勃勃地说:“好哇!从今以后她不要再叫凌莉,应当改为‘灵立’——圣灵而立的女子。” 接著,他转过身来对我说:“灵立毕业后要为主作工,先来我们灵修神学院读神学,受造就。”

 

是夜,老牧师留在我们家中。晚上睡觉时,他每一次醒过来时,总是念念有词地说:“哈利路亚,将灵立献上了……感谢主,将灵立献上了。” 他这样时睡觉,时祷告,与他同睡一房的三哥不但感到新奇,更惊讶的是,发现自己的妹妹已献身传道,为何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所以到了第二天,家中的人都来问我,你是何时决定献身传道的?搞的我也丈二金刚,摸不著头。

 

我想我不过是决定奉献自己,听从主的安排;爸爸明明也是如此告诉老牧师的,为何他竟体会为“献身作传道”。因此对老牧师这种自说自话的作风有些不满;然而,老牧师那种敬虔的祷告生活和爱主的热忱,还是不能不令我由衷的敬佩。

 

而在经过了这样一段日子的祷告和挣扎之后,我终于明白,神的确是要我献身传道。

 

按人看来,既已按老牧师所盼望的,决心献身传道了,那么到他所办的灵修神学院受神学教育,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未料到那一年,报名入灵修神学院的人特别多,单从华北就来了好几位姐妹,(如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伦敦已故王又得牧师的女儿王颂灵等等),灵修学院的女生宿舍已告额满,而我又报名太晚,所以一时收纳不下,老牧师要我等半年之后再入学;但我觉得既已下决心,就当积极前行,不然将半年时光浪费实在可惜。因此,经过相当恳切地祷告和考虑,终于决定改来我们这里受造就了。因此……

 

她说到这里,我俩都会意地欢笑起来;因为知道,这是主特意的安排。为的是要连结我俩,在人生的旅途中作终生的伴侣,在主的事工上作最得力的同工。

 

我们相识的日子可算不短,但是并没有甚么浪漫的恋爱过程。在婚礼上,也没有甚么热闹的场面和热情的宴乐。结婚之后,甚至连一天的蜜月旅行也没有。但是自那一天起,我们确是永结同心,因此在后来的岁月中能彼此扶持地面对人生道路的一切艰难困苦。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痛苦使我们爱的更深。因此痛苦过去之后,所留下的,也常是令人陶醉的甘甜。

 

 

火的试炼

 

1955年,正当我们一家人仍然被疾病纠缠的无法脱身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又向我们迎面击来。

 

大约是在1955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展开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各阶层中被共产党认为不可靠的人,或是与以前的政府有过关系的人,都纷纷被捕入狱。就在这个运动的名义下,政府在教会内也拘捕了北京的王明道先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一群负责同工,另外还有全国各地一大批爱主的教会领袖,被神重用、被圣徒爱戴的传道人,似乎被一网打尽了。一时之间,全国被恐怖所笼罩,人心震动,惊栗万状。

 

共产党这样大规模的逼迫教会,是我从未料到的。尤其使我惊惧的是,在上海聚会被捕的同工中,竟有一位是我熟习的X弟兄。他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同是大学毕业后奉献的,在同一间神学院受造就,又是同班同学。在工作上,我们都对青少年学生有负担。更妙的是,我们两人都是肺病患者。与他不同的只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已。因为有以上种种的相同点,所以在神学院同窗的时候,以及刚从神学院毕业后的那一段时间中,他与我常有交通与往来。但是后来几年,因为各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再加上我患了肺病,彼此的来往也就中断了。如今,他竟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逮,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仍然存著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决不会有甚么太大的危险。因为一方面,我患肺病已有好几年,在教会工作上,根本没有甚么活动;另一方面,从解放以来,我就尽力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再者,从我过去的背景之中,他们也不难发现,我一贯是“循规蹈矩”的人;至于我的思想,原来也是倾向于“进步”的。我想,中共总不会怕这么一个又病、又无才能、又顺从(或可说是倾向他们)的小人物吧。然而,在那社会中所发生的许多事,却不是可以凭常理解释得通的。不久之后,我所认为的那些“合情合理”的安全保障,都被无情地打得粉碎,逼迫的大锤也向我迎头击打下来。

 

一天下午,我正在神学院门前散步,忽然看见有两部警车向院方开来。在门口停下后,从车中跳下好几个穿便装的警察,为首的人一知道我是院方的老师,立刻厉声说:“我们奉命前来逮捕一位匿居在你们这里的反革命份子张XX。”他们一边说一边就进入院内,似乎对我们神学院的地理非常熟悉。不一会就从厨房中抓到张XX,并且将他两手铐锁,由三个人押著上了车,刹时之间绝尘而去。留下的两个干部也立刻进入办公室,将我们三个负责人召到前面,大大的训斥一番:

 

“反革命的张XX,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安徽某地警察局长,他曾杀害九条人命,我们寻求他的下落已有数年之久,原来竟藏在你们这里!你们打著宗教团体的招牌,但事实上,却是反革命份子的制造所和防空洞。政府决不允许你们这样无法无天下去,从今天起,你们必须停课,全院的老师和学生也一律要展开政治学习,我们要派五位同志住在你们中间帮助你们。至于你们的前途如何,就看这个期间你们自己对党的政策反应如何来决定了。”

 

果然五个干部立刻来到。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剧变,使全院的师生顿时乱成一团,人人成了将宰的羔羊,任凭他们宰割。

 

学习一开始,干部们立刻将师生隔离,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孤立老师的目的,又可以离间师生间的感情。干部们时时与学生开会,他们不是以花言巧语迷惑青年人,使之相信政府关心爱护他们;便是千方百计地恐吓他们,使他们觉得再继续跟著老师走,必会被新社会弃绝,走向死亡的结局。所以没有几天,学生的态度便大大改变了:比较持重的学生不敢亲近老师,思想比较简单的学生,则开始敌视老师。逐渐的,斗争老师的气氛越来越明显了。

 

此时,我的病仍未痊愈,所以经常卧在床上,很少外出。但是有一天,一位干部进入我的房中,吩咐我起来,要我与大家一同去听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的报告。我推辞说,我患肺病已许久,医生要我静卧休养,所以我不能去。“你不能去也得去,我非得要你去!”他竟无理的发起怒来。我无可奈何地从床上起来,随著全院的师生一齐去了,心中暗想,我一定无法躲避这次灾难了。

 

原来这次报告,是针对著最近逮捕了教会的领袖而发动的,由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亲自出马,向基督教界说明真相。会场就是借用上海众教会中容量最大的 “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这个会所足足可容纳三千多人。我们到那一看,到处挤满了人,各教会的教牧人员,长老执事以及一些信徒领袖都被召了来。大家的面色凝重,即使是熟悉的人见面也只是默然相对而已。

 

大会开始,局长开始讲话了。他那天讲话的内容如今仍能依稀记得一些,大意如下:

 

“政府最近在基督教界逮捕了一些人,也许有人因此以为,共产党开始迫害基督徒了。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宪法是不能改的,因此,有信仰自由就是有信仰自由,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仍是如此。但是,政府却决不允许任何人,披著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底最近在基督教里逮捕的这些人,是宗教份子呢,或是披著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份子呢?今天请你们来听听他们自己的口供录音,然后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第一位我们要播放的,是反革命份子XXX的口供,他的坦白比较澈底,政府将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从轻发落他。”

 

原来局长所说的这位XXX,就是我以上所说的那一位神学院同学。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份子!因此我当然要更加全神贯注的听他的口供了。果然,录音机传出他的声音:

 

“我叫XXX,我是一位披著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份子,并且我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中的成员包括有焦源濂, XXX……等人。”

 

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份子,还诬供我是他反革命集团中的第一员大将。 这真是晴天霹雳,顿时打得我天旋地转,以致以后他供认些甚么我都听不见了。这时,只见四周围坐的同工和同学,个个变了脸色,而那些参杂在我们中间的干部,也都向我转过脸来,目中射出凶光,脸上显出可怕的冷笑。

 

约有三个小时的大会终于在恐怖和惊惶中过去。散会时,所有的同学都纷纷躲避我,好像我已成了一个全身长满了大麻疯的病人。我深深地感到被人群遗弃的滋味,是何等地孤单和悲哀!只有藉著祷告,拖著软弱的腿,独自一人慢慢地回到家中。

 

回到家后,立刻向妻述说这个凶信。我们深信大难必会临头,因此不但一起祷告,求主给我们力量去迎接它,也互相劝勉,在任何压力之下,决不为了保全自己而胡言乱语地陷害别人。

 

院内的气氛比从前更加紧张了。另外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工,已被干部从家中拉了出来,将他禁闭在女生宿舍的一间小房间,要他隔离反省,坦白交待出自己的罪行。不久就传出,他也写了坦白书,甚至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者”毕教士(从前的神学院院长,一位美国女宣教师)所派遣的特务份子。更糟糕的是,他也将我的名字列在所谓特务份子之内。接二连三,我被控告了这么严重的罪名,中共的干部怎么会轻易的将我放过。所以一两天后,他们终于也将我从床上拉起来,把我关在小小的图书馆内,命令我检讨自己。

 

年青的学生们看见情势急转直下,两个老师都被关了起来,又加上干部们竭力地恐吓和煽动,以致大多数的学生都“革命情绪高涨”起来,纷纷揭发院方的黑暗,又控诉老师的反动罪行和言论。主内的亲密关系,师生的情形似乎在顷刻间被破坏无遗。(事实上,大多数青年学生是受吓被骗,才会一时软弱至此。然而主里生命相连的关系是无人能破坏的,因此,这些青年学生后来大多仍是回转过来;其中有些最近且恢复通信,并且得知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仍热心传道。)

 

我被隔离在斗室之中,经常由两位女学生在门外把守:一面禁止任何人与我接近,一面随时将我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干部。干部命令我写坦白书,必须将自己从八岁起的生活、言行、亲戚和朋友都详细地交代清楚,并且还要加以分析和批判。有时干部会突然把我带去他们的办公室,严厉的审问,或是拍桌指鼻的大骂。我所写的“坦白书”一次又一次地被退了回来,因为他们认为我交代不够澈底,批判也不深刻。我的内心除了恐惧和感到冤曲之外,逐渐也萌发出愤怒和报复的情绪。我实在想不通,究竟我犯了甚么罪?我不仅从来不曾反对过他们,实际上从我学生时代起,甚至到了后来成为传道人后,也一贯地同情和拥护他们的理想,又尽量在我信仰之内,用实际的行动来顺从他们的领导。但是,为什么他们如今对我如此残忍、如此无理?

 

自我患肺病以来,胃口一直不佳,晚间时时失眠。被关入斗室后,不食不眠的情况更加严重。每当夜深人静,众人都进入梦乡时,更是转侧床上,百感交集,思潮汹涌。这时那恶者撒但便趁虚而入,催使我挺而走险,趁深夜众人安睡无备,悄悄地起来将厨房中的大菜刀拿出来,将这些干部斩死,然后自戕,大家同归于尽。好几夜,这个思想一直出现,但是当我一想到神,就立刻发现这是何等重大的罪,我的信心和爱心是何等肤浅,不禁满心羞愧。一面立刻驱除这个恶念,一面求主赦免,并给我力量承担一切的苦难。这件事,至今我回想起来,仍不免捏一把冷汗。

 

在我所写的那些坦白书中,我始终坚持自己虽有反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思想,这是因为我的信仰所带给我自然有的意识反应,但是我却决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反革命份子,更没有甚么反革命集团的存在。这些干部也曾恐吓我妻,盼望能从她口中,得到一些我的罪状,或驱使她来苦劝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和其他根本没有的罪状。但是我妻洞悉他们的诡计,勇敢地向他们宣告,他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这是我深知道的。我们曾互勉,要诚实的对待这个运动,若是我们真有问题,就当澈底交代并悔改;若是没有问题,决不望风捕影地乱说。因此,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斗争和学习,他们终于宣告我无罪,将我放了出来。但是神学院却被宣告为“反动团体”,立时封闭了。

 

 

解开心灵的死结

 

1958年,年轻的传道人都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我成了羊毛衫厂的工人。在工厂中劳动,身心虽然疲惫交加,这却不是最苦痛的事,最苦痛的莫过于当时心中有一个死结,总是无法解开。我常是一面工作,一面思想,为什么自从奉献作传道以来,我的路是如此不顺?遭遇也总是如此不幸?我本不愿作传道人,但主却偏要感动我走这一条路。当我真的献身以后,却又经历到他是一条绝路,不但不能传道,反而成了被强迫劳动的问题人物。我想,这一切的遭遇应当是神早已知道的,那么为什么他当年还要感动我献身传道?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我也常常顾影自怜,因为当时我的那副尊容,连我自己看了也都会感到啼笑皆非。身上穿了工作服,头带罩帽,两手有袖套,腰间系围裙。这样的打扮,又似男又似女,十分尴尬。每次路经工厂外面的大马路,前往饭厅吃饭时,常常更是疑神疑鬼,因怕在路上遇见大学时代那些不信主的同学。我想,这副模样被他们看到,岂不成了谈笑的话柄?有时想到自己的前途,我就料定很难有希望从这当中脱身,本以为余生注定要消蚀在这无聊的苦工当中了。一想到这里,甚至觉得自己的献身传道就是一个错误,但大错已成,只好认了。

 

这段期间,我虽没有放弃信仰,但却已完全忘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与价值。不仅生活成了无可奈何的生存,内心也没有平安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怎能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有一天,当我又在工作中自叹自怜时,心里忽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问我: “你为何如此日日寡欢,消极悲观?” “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还有甚么力量令我欢乐。” “为什么你的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这声音又问。“我本是献身传道,但结果却成了被改造的罪人。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人生还有甚么意义?” “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是你真的犯了错误吗?” 我答:“不是。正因为我要传道,才会落到现今这个悲惨的地步。”“那么,主知道你的心。” 我说:“知道又有甚么用?生命是短暂的啊,怎能容许如此无情的浪费?”“究竟怎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呢?”这声音又问。“当然是荣神益人的生活罗。”——这句话太熟了,以致它能不假思索地就从心里溜了出来。“那么,你在这里工作,能不能荣神益人,孩子?” 这一问,竟把我问倒了;一时,我不知如何回答。“荣神益人”这一句话实在太熟了,我不知讲了多少遍,都已经要变成口号、口头禅了,却很少真正认真地把它与生活联系起来。现在神的灵提醒我,叫我仔细地思想究竟自己在甚么情景之下,才能够荣神益人。我立时心中明白,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中都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但是我的心仍不肯受安慰。这时主的声音又问我:

 

“当年你好几次奉献祷告的时候,不是都留著泪地向我说:‘主啊,纵使遭遇贫穷、痛苦,无论海枯石烂,我都愿爱你,为你而活’吗?如今这些山盟海誓都到哪里去了?”

 

我不禁热泪盈眶,才发现自己的信心和爱心是多么的肤浅。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已经放下世上的名利富贵,但实际上,它们在我的心中却仍然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人生观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心情还是那么容易地随著世界的变动而受影响——虽然身体的劳苦是不可避免的,但那种心灵自卑、自怜的痛苦却是自找的、冤枉受的。想到这里,顿时醒悟过来,立刻就在那台机器面前,一面工作,一面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重新献上我的心给你,真实地为你而活,求你助我荣耀你。”随著这个简短的祷告,我的心间彷佛雨过天晴,已失落多时的平安喜乐刹时再次充满了我。从此以后,工厂中繁重、单调的工作不再使我生厌;因为他们对我而言,已有另外一个属天的意义了。

 

 

事奉神五十一年

 

我献身传道,是在1948630日。记得那天考完最后一堂大学毕业考试后,便立刻雇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神学院就读。当时孤独凄凉,内心充满了胆怯忧患。50年后的630日,我却是坐在高空的飞机上,从美国西岸飞到东岸,向两千海外学人传福音。前后的心情是何等的不同!半个多世纪来,历尽沧海桑田,而神的话语却永远不变。而我——一个极其卑微软弱的人,却因靠著神所赐的话语:“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赛亚书731),不但未被时代的巨浪所卷去,并且能为他工作直到如今。如今的确证实:历史的片段魔鬼的猖狂史,历史的整体是神的得胜史——神掌管历史。感谢神,因为信他,使我有正确的历史观,因而获得了正确的人生观。

 

本文完稿时,正值我事奉神整整五十一年。但当年感动我奉献的诗篇84篇的话仍然是那么新鲜,对我的感动力,亦可说是更胜于前。因为其中许多的话,如今都已经不再是应许,而变成活生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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