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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信派”的标本——丁光训近作评析(附:丁光训近期文章三篇)
2009/10/25 16:16:17
读者:12122
■李信源

 

我们注意到丁光训先生在《更新》与《呼唤》两篇文章中,都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句话:“随著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先生兴奋地说道,在“淡化”、“不讲”乃至“清除”基督信仰中的“不适应”因素时,这话给了他“不小的理论支持”。

 

没有人会去干预丁光训先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他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不能坐视丁光训先生为适应某种主义去“变革”我们的信仰。原因非常简单。圣经中是这样说的: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 8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篇102 :26 -27

 

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玛拉基书3 6

 

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 89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 35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1 17

 

既然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我们的信仰之根赖以扎在其间的神的话语是永远不能废去的真理之源;那么,我们的信仰却随著“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而被“变革”得面目全非,岂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先知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所经历和面对的是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然而他的“宗教观念”并未因此就发生了“变革”。这位神的先知,小到不用异邦之酒玷污自己,大到为了持守对神的忠诚宁愿被扔进狮子坑中,样样表现出了信仰上的不妥协精神。正是他的这种不妥协精神,以及这种不妥协精神所带出的见证能力,才使得迦勒底国王大利乌不能不说:“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但以理书6 26 -27

 

而那些被称为选民的以色列人,所作所为正好相反。神以他的恩典和怜悯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下领出来,他们却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以色列人这种“宗教观念的变革”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神说:“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弃绝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申命记31 16 -17

 

但是,这些历史教训未必能够减弱丁光训先生的“变革”勇气。在他准备进行的“变革”中,有一项“清除”工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清除”什么呢?先生在《呼唤》一文中又“试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基督教中有人热衷于渲染天地末日将临,……这种宗教观念似乎不涉及爱国主义,但事实是,如果天地末日就要来到,那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自爱国,建设祖国,……等等从何谈起?接受这种宗教观点的神学家对祖国祸福怎么还有一点感情?”

 

丁光训说,宗教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有的要“立即排除”,有的要 “逐步排除”。丁氏之所以特别举出“天地末日将临的观念”,看来当属于“立即排除”之列。

 

但是丁光训先生且慢——因为“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使徒行传26 14 )!耶稣再来和天地末日将临的预言,不是“基督教中有人”“渲染”出来的,而是圣经的启示——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著,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甚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甚么豫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马太福音24 :3 -8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豫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著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 23 -31

 

正因为彼得亲耳聆听了主耶稣关于末日将临的教训,他才说: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惊醒祷告。”(彼得前书4 7

 

他还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彼得后书3 3 -12

 

使徒约翰也说:“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约翰一书2 18 -19

 

关于耶稣再来和末日情景的描述,总结性地出现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中。饱经沧桑的老约翰在拔摩岛上被圣灵感动,由“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写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又写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从天而降。最后他写道:“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

 

约翰听到“我必快来”的应许时,内心的期盼、安慰与欢欣都在下面这句话中流露出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整本圣经以主的“我必快来”和门徒的“我愿你来”作结,哪里还需要“基督教中有人”去“渲染”“天地末日将临”这种“非常落后的神学观念”呢!

 

很显然,基督信仰中的末世论和丁光训先生的现世关怀有了冲突。这种冲突再一次向人们显示出丁光训先生的“复杂性”。从外部现像上看,丁光训好像是在“事奉两个主”,但实质上他的忠诚始终是在凯撒那一边的(在这一点上他倒是顺服了耶稣的教训:“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他在他真实的信仰之外,常披著另外一件外衣,以致于许多人愿意跟随著这件外衣去从事某种“建设”(如“建设教会”和“建设中国神学”等等)。这使得先生可以更有效地从事“拆毁”的工作。本文中所指出的“淡化”因信称义、“清除”末日观念等,只是他这种“拆毁”工作的一部分。

 

除了上面提到的见诸报端的文章外,丁光训先生最近还编选出版了他的《丁光训文集》。这个《文集》的出版,一时间在中国的基督教界被称为“中国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语见《天风》,1999 年第1 期)。为《文集》贴上“里程碑”标签,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丁光训文集》的确可以称作是一座“里程碑”。这是一座可能将中国的基督教引向毁灭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有著跟它的作者同样的“复杂性”(笔者拟作专文讨论《丁光训文集》的思想内容,此处只约略提及)。它是丁光训先生带有共产主义特色的人本主义人生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神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信仰”原则,再加上过程神学、解放神学及德日进神学乃至“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等观念的混合物。这些东西都称不上是“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考”(语见《天风》,1999 1 )。丁氏文集中唯一的“中国特色”,是他的“神学思想”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所保持的一种紧密结合与同步关系。而对中国基督徒半个世纪以来,在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权利政治的挤逼下的生活与灵性实状,《文集》并没有任何恰如其分的神学总结;在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工作上,与其说他是在“建设”,不如说他是在“拆毁”。

 

中国的“基督教界”和欣赏丁光训先生的人,用了太多表达良好愿望的词来形容他(参《天风》和《丁光训文集.序言》等),但其实先生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一位“用没有泡透的灰抹墙的先知”(参以西结书13 1 -16 )。对这一点,中国基督徒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李信源  来自中国大陆,现从事神学研究。

 

 

附录一

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

(一九九六年在五个宗教东北座谈会上的发言)

 

丁光训

 

 

作为一名主教,又是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席和会长,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教会人员的来信。有些来信者表示,不问一个人道德如何,信者死后上天堂,不信者死后下地狱,并说这是上帝的“公义”,这一信念令他(她)们焦虑,内心不得平安,又不敢轻易拿出来同人谈。

 

我愿意把它拿出来谈一谈。

 

“义”本来是一个伦理道德概念。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应当行出义来。但犹太教里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耶稣多次斥责他们为假冒为善),为了欺侮老百姓,证实他们的不义,给“义”这个字定下了许许多多常人办不到的律例和规条。例如十条诫命中守安息日这一条,本来是一条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诫命,让人七天中有一天可以休息,也可以纪念上帝,但法利赛党作出许多严格的规定来束缚人:在那天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连在那天许可走多远的路也有规定(有一派说只许走一块石子那么远的路),收麦子也是禁止的,羊掉在井里也不许救上来。据知这种规定有的法利赛教派有几千条之多,奉行了就算是义人,否则就是违犯了守安息日的上帝诫命。耶稣反对法利赛人,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他们自己“能说不能行”。保罗忠于耶稣,他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提出因信称义,正是为了要把人们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人性得到解放。保罗提出因信称义的道理,让人们摆脱法利赛人关于割礼、守安息日等等所定下的不人道的繁文缛礼,基督福音才能突破犹太教的框框,得以传给地中海一带犹太人地区之外的外邦,基督教才能从犹太教中的一个小小支派,演化成一个世界宗教。

 

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也是束缚人的。当时欧洲天主教把森严的教阶制度强加于人,并且推行卖赎罪券制度。信徒家里死了人,家人很难过,教会渲染家人可以出钱,向教会买赎罪券,越多买越能缩短死者呆在炼狱里等待的这段痛苦时期。为了抗击这种欺压老百姓的制度,马丁.路德在保罗之后又一次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帜。他们创立的教会,一直到今天称为“信义会”。

 

所以,从历史上看,保罗和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先进人物提出因信称义,都是为了伸张正义,反对宗教当局的黑暗势力,纯洁宗教,简化宗教,为了人民争取自由。可见因信称义原来有进步的意义,它是一面解放人的旗帜,目的绝不是把人送进地狱。

 

时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许多外国传教士来到我国,他们之中不少人急于吸收中国人信教,把因信称义和天堂地狱联系在一起。我国不少人也因为上天堂心切,跟著接受,因信称义的信息就变了样:上帝不问你有没有仁义的行为,不问你是自私了一生还是为了大众服务牺牲,只问你生前信了还是没有信。如果生前信,那么不管你多么自私害人,卖国卖友,死后还是进天堂享永福,而如果生前不信,不管你为别人为社会作过多大的贡献,死后必送入地狱,那儿有永远不灭的火。他们鼓吹道德无用论,说上帝看不中人的善行。他们就是这样否定了福音的伦理道德内容,把上帝说成为一位自私的(信我就好,不信就恶)不分是非善恶的上帝。这当然不是《圣经》的上帝观。

 

现在我国基督教有越来越多的信徒觉得这种只讲信不讲行的观点难于接受。像一位牧师一封来信告诉我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宣讲不信的人死后下地狱的话。”原因很简单,他看到不少没有接受基督福音的人,像张思德、雷峰、焦裕录等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么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

 

对这些给我来信,不怕把他(她)们深藏内心的信仰上的疑难坦率向我诉说的同工同道,我抱的是同情、理解的态度,而不是谴责的态度。

 

我相信,基督所彰显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在上帝其他一切属性之上和之先,是他的爱的属性。这一上帝观不允许我把他看得如此残酷粗暴,竟然会把千千万万的人一一送入地狱永火。我们一个大城市里仅仅一个妇产医院一天二十四小时就会把多少新的生命迎入人世,父母的喜悦是难于描述的。上帝明知世人中的大多数生前不会成为信者,却每时每刻仍旧在把新的人创造出来。如果其中大多数几十年后等待著他们的是地狱永火的话,这就不是爱的上帝了,这更像是我国民间信仰里令人害怕的阎罗王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信仰的影响,才会这样去想像我们的上帝?

 

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从惧怕的宗教发展而为道德的宗教是宗教演化史上前进的重要的一步。

 

《圣经》中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讲耶稣生平,从其中我们得知,耶稣谈吐中有时虽然也讲到天堂、地狱,但是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5 章中这一段经文: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著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可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不是问你曾经信或不信,他是看你对贫困无告的人们抱什么态度。这就是说,上帝关心的是伦理道德。我们的上帝的心胸是那么宽广,那么富于爱心,他不会因为有些人没有信他,就把他们抛入地狱。

 

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经文。我国基督教至今有人不重视这段经文,读到这段《圣经》轻轻翻过。我国四十多年无数人们在努力从事的正是拯救贫苦无告的人们的一项大工程,要使他们摆脱贫困,进入小康、再进入富足,这不正是同这段《圣经》相一致的吗?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要多多努力才对。

 

在整本《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高举伦理道德的经文极多极多。十条诫命中的六条都是伦理道德。全部《箴言》都是“劝人为善”的。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人子就是指耶稣自己。)这里,耶稣没有把救赎和服务对立起来。他说的是“并且”不是“但是”,意即为众人舍命也还要服务。我们不应当用救赎去否定服务。在礼拜堂的讲台上,在神学院的课室里,我们要根据《圣经》多多宣讲全面的福音。

 

基督教有许多教义,因信称义之外,有上帝是爱,有上帝永不停止的创造,有道成肉身,有基督复活更新万有,有圣灵降临赐人智慧,有登山宝训,有最大诫命就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有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也要那样去待人家,有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可见爱德高于信德。这些岂可弃之不顾?《圣经》的信息是极为丰富的。现在我们如果只推崇一个教义,讲这教义又不顾先人提出时的历史背景,被我们用来渲染信与不信的矛盾,势必破坏人民的团结,引起无穷的分裂,这样我们还能作出什么见证?

 

高举道德是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优势之所在。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道德礼仪之邦。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讲伦理道德比讲天堂地狱更令人欣赏,令人愿意听听宗教有以告人的信息。(《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 年,南京。285 -289 )

 

附录二

 

老的神学思想要有所调整有所更新

丁光训

 

我是宗教界的一分子,属基督教。自从江泽民主席多年前提出“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来,我时常在想这问题。我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的最好的社会制度,使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命题。

 

谈适应有不同程度的适应。而我们的适应不能停留在公开表态的水平上。我们的适应应当有思想认识基础。这意味老的神学思想得有所调整,有所更新。那些过去从信仰引申出来的某些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应当不讲,至少应当淡化,同时要尽可能从信仰引申出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提倡的神学思想的调整。

 

试举一例:圣经中有不少段落都讲上帝关心、爱护、祝福整个人类,包括其中信基督的和不信基督的。这是正常的宗教信仰。但是教会里有些人以信仰纯正自命,强调信与不信的矛盾对立,说信的人可以得救,死后可以上天堂,不信的不得救,死后下地狱。据此,他们就极力传教,劝人信教。这就使基督教变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对立的宗教,这就和社会主义不相适应。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自己的神学必然不能容纳大肆渲染信与不信矛盾对立,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神学观点。

 

最近几个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号召全国基督教,特别是神学人员,要重视神学思想的政治导向问题,举行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会议,专门商讨神学思想如何作出必要调整,所得反应是比较好的。原因之一是:经过这些年的教育、学习、思考,较多教牧人员也觉得他们的宣教不应墨守成规,这就是说,他们也意识到解放神学思想,敢于创新的必要了。

 

马克思、恩格斯下面一段话给我们不小的理论支持:“随著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发生了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马、恩全集第7 240 页)。我们期望几年之后,中国基督教的神学面貌可以焕然一新,能较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国际基督教中也能起到光和热的作用。(转自《人民政协报》,1999 3 5 日)

 

附录三

 

调整宗教观念的呼唤

丁光训

 

我想把两句重要的话放在一起来理解。一句是江泽民主席所讲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另一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一本著作里的一句话:“随著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要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

 

在中国,我们巴不得能看到,随著我国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我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革,我们不能满足于停留在政治表态上,我们要看到宗教观念的变革,看到宗教本身崭新的姿态。

 

我是这样来看江泽民主席的那句话的:从字面上看,这句话似乎主要是同党政干部说的——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是,就我们宗教界人们来说,这句话应该是一个号召,号召我们努力使我们的每一个宗教发生变革,使宗教观念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这里包括清除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如果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来看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宗教观念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那实在太少了。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金陵神学院一直是一所接受较多新思想的基督教高等学府。它一直被认为是“新派”,通过它的出版物、教师和毕业生,它的确向中国基督教灌输了新的血液。可是近几年来,它的这一作用越来越少,而教会里一些非常落后的神学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占领了学院的阵地。试举一例,基督教中有人热衷于渲染天地末日将临,这一渲染也进入了金陵。说什么爱滋病蔓延,说明这是上帝对人的惩罚,是耶稣再来和世界毁灭的预兆。如此等等,这种宗教观念似乎不涉及爱国主义,但事实是,如果天地末日就要到来,那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自爱国,建设祖国,……等等从何谈起?接受这种宗教观点的神学家对祖国祸福怎么还有一点感情?

 

号称三自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中国基督教的最高学府的金陵尚且如此,三自爱国在全国基督教有多少基础可想而知。

 

总之,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把三自爱国运动和各宗教爱国组织的业绩估计得太高。事实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想的,人们的宗教观念那么容易跟著发生变革。

 

至于江泽民主席那句话,对我们宗教界人们来说,我们大可把它作为一个号召,就是要利用今天的有利政治条件,促进宗教观念本身的变革,使我们的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发言和表态上,而表现在淡化宗教中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同时强化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我们各教都可以探讨,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有的立即排除,有的逐步排除,而将那些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念加以发扬光大,使宗教面貌一新。(转自《人民政协报》, 1998 9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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