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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争战!守住红豆田!“中国的以巴弗”见证之二
2015/8/8 21:33:24
读者:1433
■萧若枝

 

中国的以巴弗

——主仆吴维见证2)

 

/若枝

 

《生命季刊》25期

 

有争议的一件事

 

1949年6月起,维僔参加了南阳路教会(倪柝声弟兄的聚会处)的聚会。但不久,他痛心地发现,聚会处当时的立场是,教会要取得合法地位,就非得走三自道路;因此,50年代初开始,聚会处作出一系列决定:参加党领导的节日游行,邀请“三自”的领袖人物吴耀宗来聚会处讲道,并且要在教会内搞“控诉运动”。195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的文章,要求全国基督教团体“广泛地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控诉”。聚会处决定响应这个“控诉”的号召。倪柝声自己亲自动员大家,说他强调一个“立场”问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可控诉的事就多了。在虬江路进一步动员的时候,全体肢体都参加了。当时维僔尚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压抑不住灵里的愤怒,反对在教会中搞“控诉”活动。然而,他的意见根本没有人理会。维僔只有自己痛哭、祷告。据他自己后来亲自写的见证说,在祷告中主对他说话:“既然倪弟兄要你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你就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去。”

 

1951年6月10日,上海南阳路的控诉会上,吴维僔发言,用故意夸大了的尖锐的词句来“控诉”,结果全场大乱,许多人大发“嘘”声,控诉会完全失控。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南阳路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会众根据不同的地区分成十几个“家”,每“家”约100多人,由“家负责弟兄或姊妹”带领,后增至二十多“家”。“家”下又分成组。─—编者)发言,问主持人刘良模(三自代表):我们传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许可不许可?结果整个控诉会无法继续。刘良模只好安抚大家,说一些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类的话,然后散会。

 

两个月后,聚会处一位长老通知维僔“停止你擘饼”,因为大家认为维僔已经“放弃了信仰”。

 

直到1964年,维僔才有机会与南阳路聚会处的两位肢体恢复交通。当时维僔去北京为一位年轻人施洗,得知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当年南阳路聚会处的家负责弟兄之一。这位老弟兄一直误以为维僔“放弃了信仰”,维僔写信给他说:“当年我的控诉,根本没有背弃主,放弃信仰;反而是照着主的吩咐,演了反面角色而已。”这位老弟兄非常高兴,又转告了另一位长老杜忠臣弟兄。他们十分为此喜悦。

 

这是维僔的见证中颇有争议的一件事。50年后,维僔自己回忆起来,仍感到自己是作了反面角色,拦阻了控诉会,心中颇为平安。

 

“配”的预备

 

1955年,维僔的三嫂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天津工作的姊妹。开始通信时,维僔清楚地问对方:你是否愿意在我所走的十字架的窄路上,作我的伴侣?对方同意后,他们才确定了婚姻关系。1957年夏天,吴维僔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神把他带到了一个新的战场。

 

1957年的中国,革命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烈,校园中进行着无情的“反右”运动。维僔来到新的环境中,仍然一如既往,每吃饭必谢恩祷告,中午休息时,还要拿出圣经来默读。星期天,全校教师要到附近农村劳动,他却要请半天假,理由是“要聚会敬拜神”。学校里的同事们觉得他很奇怪:“这个从上海来的老师,怎么宗教迷信这么深!哪能当老师呢?”不久,他便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去了。

 

本来,学校下放他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他的思想,结果他在乡下两年,反而把劳动场所当作传福音的禾场。那个年代,正是全中国范围内听不到基督福音,没有大光照亮的黑暗时期。维僔再次思想神的恩典和神对他的托付。他想到:神没有托付我作传道人、布道家,祂让我作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难道连这一点本分也不能尽吗?他决心要在这最小的事上忠心,并忠心到底。所以,不管是谁,只要有人问及主真理的事,他就毫无保留地把福音传出去。

 

在下放小组学习时,他看到下放劳动的目的是“促使干部改造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便公开在小组内发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且永远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转变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法响应党中央对我的号召。”小组长为他可惜,公开在组里说:“要是光按着你的生活艰苦方面、劳动积极方面来衡量,你能够上一个好共产党员,但你的思想改造方面就过不了关啰。不过,即使你思想改造过不了关,还可以算作‘宗教信仰’而勉强放你过去;但你散布宗教迷信的传道的东西,事情就严重了,过不去了,砸了锅了。”

 

那些日子里,吴维僔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天中午,他去一里外的水井挑水回来。天上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向他逼近,眼看一场倾盆大雨马上要倒下来。脚下是泥土路,如大雨下来就成了泥泞路,无法行走了。他望着满天的乌云雷电,突然凭着从神而来的感动,伸出右手,对着已经从天降下的大雨,大喊一声:“打住!”结果,好像主当年斥责风和雨一样,雷电很快停了,雨滴止住了,乌云也渐渐退去了!这是维僔第一次见到神迹,他知道在他处于威胁压力之下时,神在借着这个神迹安慰他,坚固他的信心,他确实知道:我的神活着,祂掌管着天地万物!

 

两年农村劳动之后,他又被调进天津东北郊一个区办的棉毛加工厂继续劳动改造。两年后,他被调回原校,但因思想没有改造好,不能作人民教师,他只能作实验室的物理实验员。

 

1957年至1964年7年中,形势越来越紧张,属灵争战也越来越激烈。神开始更严格地修剪维僔,为祂自己的托付预备他的心志。

 

自50年代后期,吴维僔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增强各地主内肢体们的灵里交往。60年代初,他开始操练禁食祷告。64年春天,神让他做好“配”的准备。那时,他在与上海原守真堂的一位弟兄通信交往中得知,一位他所熟悉,主所特选,受过贾玉铭灵修院造就,与他一同作过守真堂教会执事,后来又成为主所用的忠心仆人,因着主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所托付给他传福音的负担和工作的缘故,被守真堂负责人姜蒙光所出卖、告密,因而被捕下了监。看完这封信,维僔心中深受感动,为这位下监的年轻弟兄感恩,羡慕他,因为这位弟兄听主的话、配为主的名而受此凌辱、磨难。他为下监的年轻弟兄切切祈祷。在祷告中,维僔听到主在问他说:“他配,你配不配?”他立刻含着泪水向主说:“主啊,我也要配,我也要配!”从这天起,他就更加儆醒,随时做好了“配”的准备。

 

十字架的道路

 

两个月后,1964年7月30日,吴维僔被捕。当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拿出“传讯证”和“搜查证”的时候,靠着主恩,他一点没有慌张。他与妻子握了握手,说了最重要的两个字:“靠主。”便上了吉普车。上午十点左右,车向公安局开去,窗外之物向后移去,吴维僔抬头望天,心中充满了平安。他知道神又把他调到了一个新的战场,一个更为险恶也更为重要的战场。配得在那个战场上为主作见证,实在是他的荣耀!既然早在1945年他已经决定要一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现在更是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了。

 

维僔被捕的原因当然纯粹是为了信仰。64年正是全国搞“四清运动”的时候。他学校的校长已经公开批评他说:“在我们学校里,宗教迷信活动是很明显的。”另外,维僔也曾为人施洗,写“主内交通”文字寄往各地。他曾写信给一位年轻人,鼓励他:“你既然已经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应该公开承认主的名,退出共青团,走主的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退团事件,也引起了公安局对维僔更加注意:他在“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

 

其实,最初的时候,维僔并没有被“逮捕”,而是被“传讯”。从世人的角度看,他被捕入监完全是由于他“不识时务”造成的。维僔心中确信:进监,不是他自己喜欢进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进的,而是主带领他进的监。神要他在犯人这个岗位上,作好一个基督徒,以犯人的身分来听从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一进监,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在属灵争战中的战斗原则:在被审讯时,“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入狱一个多月时间,他八次被审问,一直持定了这个四不原则。第七次审讯时,他被要求用书面形式回答五个问题。他便一面祷告,一面写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个问题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了正确贯彻执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这种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国许多教会被取缔、受打击,许多神的仆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党对神教会和神仆人的领导而被捕、下监、判刑等等;而我的被捕下监,则是一个新的证明。

 

最后第五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对全国基督教界所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如何认识的?”他本来想从正面好好回答这个问题,突然觉得不平安,圣灵光照他,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正预备把我从圣经真理而来,对“三自”运动的认识写成回答时,圣灵突然拦阻了我,不让我写,并且光照我一节圣经。这段经文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将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此,我就不从正面回答下去了。注:主耶稣所说的“狗”、“猪”,不是指真的狗和猪,而是指“不把圣物当作圣物”的人,指“不把珍珠当宝贝”的人说的。

 

他的答案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八次审讯时,预审员恼怒地说:“在我的手心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大牧师,大传道,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猖狂的!”第八次审讯之后,预审员给他一张逮捕证,说他是“自食其果”。他坦然签了字。主又一次光照他,他对自己说:“我虽不是大牧师,大传道,但只要紧紧倚靠主,仰赖主的怜悯,忠心跟随主,不躲避应该背起来的十字架,就照样可以得胜,在世人面前,作好见证。

 

判决之后、跟主到底

 

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立刻想到:“仆人决不能大过主人。我的主耶稣,从父手中领受并喝尽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无期,而且是钉十字架,是最耻辱、最残酷、最痛苦(连父神都离弃祂)的死刑;父神给我喝的杯,不知轻了多少倍,还存留我一条命,身体至今还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时,尚且是心悦诚服地领受,我才是无期徒刑,为什么不能也同主一样心悦诚服、从父领受呢?主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浸你们也要受(马可福音10:39),今天父神既然怜悯了我,给了我这个杯,我就应当把父所给的杯喝尽,无期到底。”

 

判决后的犯人,一般都可以与自己的家人见面。他也立即写信给他妻子,告诉她已接受判决,请她来见面。他请她再带一个脸盆来,因为原来的脸盆已经漏了一个洞。他盼望能见到妻子,多说一些话。信发出以后,到了预定接见之日,队长(劳改队的管教干部)送来一个家中的脸盆,妻子却没有来。维僔再次写信,并写了一些主内勉励的话,队长就斥责他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给他寄出。

 

过了一段时间,法院来了一个干部,告诉维僔,妻子要与他离婚。这完全出于维僔的意料之外,立刻为此祷告。当时正是文革的高潮,在那个空前险恶的时代环境中,妻子在外面孤单一人,无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体谅她的软弱,便同意离婚,他们没有孩子,维僔也不要求什么财产,于是签字就完了。

 

维僔从不后悔与姊妹结婚,因为当初已经确定是二人同走十字架的窄路的。现在姊妹软弱了,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后退了,维僔只有替她惋惜,为她祷告了。

 

据说,后来她又与一老工人结了婚,但并没有摆脱她在文革中受逼迫的处境。而离婚后,维僔更无牵挂了,他想:我虽只剩一个人,也要终生把十字架背到底,跟主到底。

 

守住红豆田

 

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撒母耳记下23:11-12

 

维僔入狱后,记不清楚这段经文的章节,但却记住了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大卫的勇士沙玛,站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面对众多的非利士人,坚守住那一块红豆田,不退却一步,结果挽回了整个战局,使以色列人全面反败为胜。守住红豆田,成了全面战争胜利的关键。主光照维僔,使他清楚知道,坚持饭前谢恩,是他在监内属灵争战中的“红豆田”,必须守住它。

 

他一进监狱,便在饭前谢恩,不避讳,不怕人看见,因为这是一个见证。监内的指导员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许念(谢恩),你若念(谢恩)就不许吃。”维僔便把自己的碗筷还给管理员,不再吃饭。四、五天后,预审员厉声斥责他:“不吃饭,绝食,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而维僔坚持说:“我决没有绝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谢恩吃饭。”这样,狱方只好换了一个预审员,做些微让步。让维僔有时可以吃,有时又不能吃─—因为不准谢饭。

 

半年后,维僔的苦难更加重了。他被戴上一副重手铐,这副手铐又重又冰冷,使他痛苦万分,夜里无法入睡,但主与他同在,亲自引领他争战。他又一次声明:不谢饭就不吃饭,从今天起,不再自己主动拿政府不许谢恩的饭菜吃。两天后,看守所去掉了他的手铐,同时组织了七、八个犯人“帮助”他。看守人员站在门外观看。一个犯人一拳打在维僔的下巴上,顿时他满口是血,滴在身上、地上。这个犯人一面吼他:起来!立正!一面喊着口令:“向前两步─走!向后─转!……”一面要维僔回答他挑衅性的问题,他不答,这个犯人就“啪!啪!”……左右开弓,两手狠打他的脸颊。

 

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话一直响在维僔的耳中,萦绕在他心里:“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5:38-41)“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祂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7)感谢主,主的话成了他争战时手中的锐利武器。面对那恶者的口令,维僔就顺服、照办,对他那些挑衅性的问题,他就学主的样式,默默无言。听主的话、照着主的意思去作,就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就能把仗打赢。

 

反复的殴打、折磨两个钟头之后,那个犯人打累了,就宣布“批判会”结束。所长问他:“大家帮助你,你感到怎么样?服不服呀?”他回答所长说:“报告所长,无论政府对我作什么,或是犯人对我作了什么,我都没有怨言,甘心乐意。”所长一听,以为他屈服了,很高兴,说:“唉,这就对了,你早就应该这么个转变了!何苦呢?……”

 

维僔一听不对,赶紧补充着对所长说:“报告所长,您误会了。我甘心乐意没有怨言,并不是说今后我不听主耶稣了。我作为基督徒,听主耶稣的话,总是要放在第一位的,继续要听主耶稣,一直听下去。”这下子所长真没想到,气得不得了:“好,好。你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到底。那好办!咱们今后就走着瞧呗!”

 

维僔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僔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1966年7月,检察院对他的起诉书中这样记录着:“该犯长期在监内,借口‘饭前谢恩’搞非法活动,破坏监狱纪律,甚至多次长时间以绝食行动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维僔被正式判无期徒刑后,便从天津看守所转至天津劳改处,一个月后又调往宁夏的平罗玛钢厂劳改队。那时正是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他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坚决“反改造”,他宁可为此付上代价。维僔坚持不念毛主席语录,不答问题,不唱革命歌,不喊毛主席万岁。组长和同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头,他拒绝。于是十多个人对他又踢又打,他干脆躺在泥土地上,任凭大家踢打。这是他第一次在劳改队挨打。此后,他无数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带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双颊,有人用木棒打他的头顶;还有一个队长用燃着的烟头多次烫他的鼻孔……所有这些非人的折磨,维僔都认为“既是主所允许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这里与在看守所一样,队长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准祷告,你祷告就不准吃饭。”维僔知道,“守住红豆田”的战役进入了更为艰巨的阶段,因为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全劳改队要六个月停产进行文革学习。但他深信,那位差遣他的主会使他“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争战开始了,他不再吃不能谢恩的饭。一天,两天……在他四、五天未吃饭、极度虚弱时,又被迫受罚跑步。第七天未吃饭时,天黑之后,他被带到一间空室,他遭遇许多谩骂,又有四个人开始打他,直到把他打昏为止。他后来回忆说:感谢主,昏过去真好,一昏过去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他被反复折磨毒打,强行灌食,灌食后,因为他身体被折磨得太厉害,就呕吐了出来;劳改队的队长就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稀糊舔干净,他就趴在地上,把呕出的稀糊舔净了。打到后半夜,队长又叫犯人用水泼他身上。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天,他被打的创伤一、二年后才痊愈。

 

中国的史书上,总是记载着狱中各种各样的酷刑,也记载着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受尽酷刑而不屈服的刚强硬汉。而不同的是,吴维僔尽管忍受了酷刑、没有屈服,他却不是刚强硬汉,他是柔弱的。那些殴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问他:你恨我们不恨?维僔说:一点也不恨,也不埋怨谁。因为他自己的主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祂的人祷告呢。

 

最后,狱中虽然还是坚持不准他谢恩,但每三天就有一顿饭例外。吃饭的时候,他被带到一个单独的空屋里,一个组长看着他吃饭,他便可以吃到名义上不准谢恩而实际上许可谢恩的饭。后来监狱政委(最高领导人)对他说:你要饭前谢恩,我们许可你心中默默祷告。若要表现出来影响别的犯人我们就不许可。维僔听了,立刻警觉起来,主光照他:这一步也不能让!他回答说:“报告政委,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与行动表现紧密相联的。没有行动表现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表现。我无法满足政委所说的条件。”谈判失败了,达不成协议。每三天吃一顿饭的争战,只好继续打下去,一直到六个月停产集中文革学习和运动结束时为止。(未完待续,见证第一部分请参看本刊前天8月6/7日微信文章)

 

萧若枝 中国大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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