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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火炬
2016/8/3 11:04:48
读者:3467
■张牧

生命季刊 总第16期 2000年12月

 

 

 

接过火炬

 

/张牧

《生命季刊》第16期

 

六十年代初期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里,一户农家的少女突然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她的母亲虽然是一位闻名乡里的中医,但试了许多偏方、正方之后,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女儿仍不见好转。这可急坏了作医生的母亲。她开始请一些过阴的、跳大神的巫婆来试,结果越弄越糟。没几次女儿就变得死去活来皮包骨头瘦了。绝望之间听亲戚说信耶稣可以治百病祛魔,这位医生母亲就动了心,管它是不是封建迷信,反正能治好女儿的病就行!她匆匆把已经奄奄一息的闺女放进一个筐子里挑起就往几十里外的亲戚家去……

 

一个星期后,她带着活蹦乱跳的女儿回到了自己家,砸烂了家里供的菩萨香炉,开始了行医传道的生涯,直至1991年夏回天家。

 

上面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外祖母。

 

母亲病好之后嫁给了一位正直但脾气暴躁的转业军人,这就是我的父亲。好在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母亲的信仰倒没有受到很大为难,相反她还在夫家方圆几里的村子内引领不少人信主。外婆也常因着给人看病的缘故到我们家开聚会传讲福音。我的童年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过:跟着外婆去过不少病人家,在煤油灯下听她给许多人讲解圣经;月光下有人在拉着胡琴、吹着笛子,唱着外婆编的诗歌,调子当然差不多都是家乡调的。

 

后来上了小学,老师说信耶稣是封建迷信,少先队员要与这些活动做坚决的斗争。回家后告诉妈妈,她却说老师不知道信耶稣的好处。小小的我很为难:一方是尊敬的老师,一方是爱我的母亲和慈祥可亲的外婆,我不知道谁对谁错。只是绝不能让人知道我妈妈是信耶稣的就行,因为我在学校里是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继而上了中学,开始系统地接受无神论教育,觉得责无旁贷地要帮助母亲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可她总是一句话“我说不过你,你有文化知识,但我知道神是活神,祂救了我的命。”那时候我真的认为老师传授给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989年的春天,一切都变得莫名其妙起来。复读高三的我,对身边的人间冷暖也渐渐体会多了一些,开始不那么相信老师的高尚,也不再相信他们的教导。特别是政治课,越考试越觉得虚假,恶心。它怎么和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差的那么远,有时正好是反面呢!到了五、六月份,看到那么多人放胆讲真话,无论是电视,或是报纸,广播。每天都在报导些令人振奋的东西,我真是热血沸腾。纵然是高考在即,还是每天与同学热烈地讨论着时势,期盼着祖国可以好起来。怎么也没想到结果是那样凄惨悲壮。记得新闻发布通缉21个人的那天晚上,父亲闷闷地抽着烟,我紧咬着嘴唇,瞪着电视屏幕。突然对父亲说∶“爸,有一天,为了民主和自由,我和他们同列在上面,我也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一向很激进的父亲也是大吃一惊,正色说∶可不要在外面胡说!

 

九月,终于走进了外面的世界,我进了一所大学,读电子工程系。图书馆成了我钟爱的地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是我广泛涉猎的对像,我渴望从中找到救世济时的真理,不但救别人,也救自己。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弥漫在校园里的压抑空虚的气氛。尽管大家试着用各样的办法消解,排遣,有人去跳舞,有人去打牌喝酒,有人去玩摇滚,我呢,就用运动去证明自己还活着。时间长了,班上的同学戏称我是一个“五四”青年,到头来只有两种出路∶要么发疯,要么自杀。我也有这种担心,因为我知道自己内心有多痛苦,苦于生命没有意义,苦于社会有那么多的不公与不义,而自己不是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当然也有很多青春期的苦恼,如不知道怎样爱一个自己喜欢的女生等等。

 

一年半后,偶然有机会认识一个在我们学校的美国留学生,他很是特别,脸上经常是阳光灿烂,单纯得像一个孩子。慢慢和他熟了,便问了一个“政治问题”:作为一个美国人,你怎么看民主和自由?他的大概意思是这样说:

 

“我不明白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但我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从真理中来的。”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没想到一个美国人竟和我谈起真理来了!我追问道:

 

“那什么是真理?”

 

他的答案让我很吃惊,也很不理解,还有些失望:

 

“圣经,神的话语是真理。”

 

我一下子想起了母亲和外婆,她们怎么能和真理沾上边呢?!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困扰,就进一步解释到∶“我们美国有很多青年人,科学家,还有总统都是基督徒。”

 

这对我又是一大震惊,怎么可能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便不能简单地把这种信仰当作迷信了!我当即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学习圣经,看得出,他对我的表示也很兴奋。

 

接下去的一个月里,我不断用自己的理性和哲学知识向他的信仰发出挑战,我甚至觉得自己赢了。但同时,他的生命也向我的生命发出了挑战。他有一种内在的自由,是我渴望而不可及的;他有一种真诚的爱,是我追求而不能得的。我陷入更深的不安与失望之中。一天下午,我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便习惯性地在校园里的小径上踱来踱去。突然想起离家前母亲叮嘱的一句话∶“娃儿,遇上什么想不开的事,要记着,求神帮助你啊!”。我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要求神帮助我,但又不知怎样求。猛然想起那位和母亲有同一位神的留学生朋友,他一定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到了他的家,只记得自己不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当他终于明白我想知道怎样信耶稣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也哭了,像个孩子似的,在父亲的怀抱里,是那样的温暖,在北国乍暖还寒时。

 

那个暑假,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母亲和外婆。母亲得知我信主的消息,当然是感动得不得了,一边抹眼泪,一边连声说∶“感谢主,感谢主,神有大能啊;我可不用为我这个儿子担心了,有你管着他了!”当我向母亲说,我很想去看外婆时,她动作比我还快,那天上午,我们到了小姨妈家,见到了患病已久的外婆。她那时已不能清晰地说话,但当我告诉她,我信了耶稣时,她的眼角流出了泪水,我知道,那是莫大的欣慰!晚上,外婆病情忽然加剧,于第二天主日安息主怀。还记得临别时,我脸紧挨着外婆渐渐冰冷的额头,仿佛有声音从天上来:接过火炬!

 

有了这种使命感,大学的后两年过得非常充实而有意义。我经历到真理给我带来的自由和力量,同时也非常渴望把这种收获分享给更多的人。我开始在校园团契学习讲道。神真知道我的需要,又给我预备了另一位美籍教师教我研读圣经,我们从《约翰福音》查起,神的道真如一把利剑,除去了我理性上种种障碍。老师那广博的知识及对真理生命的热爱,对我的人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激发我想去做一位传授真理生命给年轻人的良师益友。这样,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当一名中学教师,真的成了学生的朋友。

 

当校方得知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纷纷表示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时,非常惊慌,找我谈话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培养又红又专接班人的,你可不能把学生都变成教徒。”我回答说∶“我不管你为谁培养接班人,我只是想使学生成为真正的人!”最终的结果是我离开了学校。

 

离开学校后,我到了一家神学院自修。我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各种神学思想令我眼花缭乱。刚开始我还很兴奋:终于可以研究神学了!但渐渐的,我产生了许多困惑,不单是从书本上来的,而是整个神学院的气氛我觉得很不对劲。甚至非常奇怪,为什么这里要学习无神论的政治课?为什么要请一些官员来演讲做形势报告?时间稍稍长一些,我对这所神学院的历史有所了解,也认识了一些与我有同样困惑的同学。我们觉得中国需要一个马丁路德那样的人物,带领我们的信仰,单单向着神。

 

带着许多困惑和失望,我又回到了毕业分配的那间工厂,开始与一位和我是同样背景的弟兄同工,在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传福音,并在附近的农村带领聚会。我见到神在贫穷人和没有多少学问的乡间农民弟兄姊妹中的工作,心中非常受鼓励,也真的感受到耶稣的心肠(马太福音9:35-38)。我想起了那些在大学里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也曾为主发热心,但毕业后分配到大城市里,也开始和一般市民一样,为生计、房子、孩子而挣扎。我回到他们中间,想呼召他们一起到农村的大禾场上去,却发现他们的境况也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的心大大痛苦,向神呼求∶“主啊,求你装备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知识浪费在世间无用的小学里,让我们为你所用”,在这寻求的过程中,我遇到了神为我预备的妻子──一位从香港到中国的宣教士。

 

1996年结婚后,我们与另外两对夫妇开始在一所城市的事奉。城里人所面临的问题与乡下很不一样。

 

虽然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空虚。商业社会制造的文化垃圾便应运而生:卡拉OK歌舞厅、按摩室、健身房、酒吧、网吧。这些统称为时尚的东西一齐向人们饥渴扭曲的灵魂袭来。所以城市的福音工作是一种真实的灵魂争战。

 

虽然我们不能公开传道,神却用很细致奇妙的方法带领人信主。有一次和一个弟兄去探望他的好友,一位双腿不能正常行走的青年朋友,没想到正碰上两位气功大师为他发功治病,我们立即通知同工们为当时的属灵争战祷告。结果就在那天晚上耶稣基督替罪人死的大爱抓住了朋友的心,使他走出了气功的迷惑,决志信主。还有一次小组里的一个弟兄从乡下来城里打工,他的哥哥突然肾功能衰竭住进医院的高危病房,医生说百分之九十几已经不行了。弟兄姊妹得知这个消息也十分着急。大家一方面纷纷捐钱帮助弟兄的哥哥付高昂的医疗费,另一方面又派四个弟兄姊妹到医院探望。由于是高危病房又错过了规定的探访时间,护士不允许我们进入。情急之下我们就找到了主治医师,告诉他说我们是基督徒,相信神可以医治那些医生看来无法救治的病人。他很诧异,便向我们问起这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便把福音讲给他听。最后他特许我们进去为弟兄的哥哥祷告。邻床的老大妈看着我们那样情辞迫切地向神祷告也要求我们为她祷告。几个星期后弟兄的哥哥也信主了,并到小组聚会给弟兄姊妹作见证。神就是通过这样的信实来鼓励建立他的子民。

 

三年来我们的全职同工增加到十位,建立了十一个小组教会。随着信主人数的增加,我们愈来愈认识到有系统的神学教育及训练的重要性。这不仅是我们也是广大中国家庭教会的共识。

 

目前在农村,家庭教会不断地办训练班、开密集课程,但大多是针对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基层同工。而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受过较高教育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奉献自己为主所用,他们极需要接受系统神学装备,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盼望神预备、兴起一批这样的弟兄姊妹,能够接过火炬,承担起在祖国知识份子中传福音的担子。

 

张牧 来自中国大陆,现居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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