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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死荫的幽谷
2016/7/26 12:16:41
读者:3724
■亚撒利雅
 
生命季刊  创刊号 1997年3月
 
 
 
 
我承认我是“假三自”,“反三自”
 
先父是早期中国卫理公会的牧师,因而我全家都是卫理公会的会友。我一岁又四个月时,先父因积劳成疾,蒙主召回天家,从此家贫如洗。十一岁时我被迫逃往前英属沙劳越谋生,也参加当地卫理公会。十六岁时回国,由两位地方教会传道带领信主,得救,重生,就参加地方教会和卫理公会聚会并得造就。抗战期间,我回家乡卫理公会办的男女联合中学任校长五年。那里只有卫理公会,所以我就参加卫理公会礼拜堂的礼拜并担任义务传道。由美国留学回来后也就很自然地加入卫理公会任牧师。
 
 
1950年12月25日中国大陆所有的教会都宣布与外国差会断绝关系,中共把基督教、天主教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帮凶。因而将基督教和天主教置于军事管制之下达六年之久,当时各级政府官员,要求没收礼拜堂和教会财产,我们处于红色恐怖之下,朝不保夕。就在此时,全国成立“三自革新运动”组织,要传导人和信徒参加。不信派参加“三自”是很自然的事,而基要派因未看清中共真面目,也认为三自的自治、自传、自养与自己的信仰没有抵触,大多数地方教会也都集体加入“三自”。
 
 
1950年4月,外国传教士离开时,三自发动各地教会召开控诉会,来控诉“外国传教士的罪行”。在中共和三自的眼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份子。他们要通过控诉会,使全体的中国基督徒由所谓的亲美、崇美、恐美转变为仇美、鄙美、恨美。当时我无法接受将所有外教士划为帝国主义份子,也不同意与外国差会断绝关系。我十分幼稚、天真、轻信。相信中共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的承诺,而在会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教会是普世性的,不应该断绝与外国教会的往来;“三自革新”已革到信仰上来了;三自定出的三要、十三不要公约,完全是限制教会活动;禁止主日学、青年团契、妇女会、查经班以及查封圣经公会、广学会、各教会书局,关闭三十几所神学院,不准出售圣经,特别取缔恩典院,宣布耶稣家庭等为反动组织;扣押逮捕传导人等等;土改时关闭全部农村礼拜堂;工商界公私合营时期将城市礼拜堂合并,如上海二百四十座礼拜堂合并为六十四座,我所在市六十四座合并为十八座……。这些事实不是消灭教会,是什么?
 
 
1955年王明道弟兄因坚决不参加三自而被捕,中共及三自发动全国各省市基督教全体同工,集中开会控诉,批判王明道反革命份子罪行。我所在市开了三天批判会,第一天所有同工都要发言并与王明道划清敌我界限。当时我还未见过王明道弟兄,但我读过他的著作和灵食季刊,全省的灵食季刊也由我负责发行。我对王弟兄的信仰及其为人均十分敬佩。当时凡有本省青年基督徒升大学去北京,我都介绍到“基督徒会堂”去聚会。王弟兄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我还暗中分发全省各地同工同道。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已预料我也会被株连。那一天我奉命参加批判会。赴会前我请我的妻子一同祷告并交托,同时我特别小心,尽量少发言。殊不知大会一开始,个个争先恐后发言,只剩下我和几位弟兄姊妹低着头,在默默仰望神的怜悯。突然宗教事务处的处长喊着说﹕“×牧师,你不是与王明道的关系很密切吗?今天怎么迟迟不发言呢?现在请你马上发言!”我心中恐慌,暗暗呼求主的同在,遂站起来说﹕“王明道弟兄......。”我刚这样开口,三自份子像老虎要吞人似地吼叫起来﹕“你是王明道的难兄难弟,到如今还称兄道弟,你站在什么立场?”我回答﹕“因为平时称呼惯了。”此时在我心中有一种力量阻止我称呼王明道弟兄为“反革命”。我继续发言﹕“王明道在政治上是否犯了错误,我不清楚,这是政府的事。我要说诚实话,至今我还认为他是忠心仆人......”。我还未说完,会场里又是一阵大呼小叫﹕“你跟反革命份子王明道穿一条裤子;你跟王明道一个鼻孔出气;你是帝国主义份子典型走狗;你也是基督教的败类……。”这时会议主席宣布第二天再继续开会。
 
 
第二天批判会换了题目﹕“批判本省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份子。”感谢主的恩典,当时不称我为反革命份子,说明他们认为我还是属思想问题。批判会虽然很激烈,我心中有主同在,因此不怕、不烦、不痛。但当开完会回家路上,因天黑,一天的批判会使我十分疲劳,我骑着自行车不小心撞上修马路用的大铁桶,跌伤了左膝盖,流血不止。幸好一位主内弟兄医生偷偷地带我到医院注射破伤风抗菌针剂。至今我的腿上还留下疤痕。
            从此之后,三自就将我划为“假三自”,“反三自”份子。当时教会处于军管时期,我就被军管会管制。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遭批斗
 
1966年8月9日清晨,天色未明,三百多个红卫兵进驻我的礼拜堂和住宅,他们张贴了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连我们睡觉的床上的蚊帐外面也贴得水泄不通。每一张大字报的下款由几十个不同的居民委员会、工厂、学校、政府机关分别署名,但其内容总离不了我的十条“罪状”。可见这是由政府统战宗教事务部门和公安局统一布置的。
 
 
我当时在楼上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感谢主,在默祷中仍然显出十五年前第一次进共产党的监牢时主给我的话语﹕“......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此时惧怕的心情也随之消失。
 
 
我们不能吃饭,连开水也不许喝。忽然楼下大声喊叫“反革命份子×××滚下来!”我一步当二步慢慢走下来。又一声吼叫﹕“滚上去,要像狗一样爬下来。”我只得由楼上爬行而下。红卫兵剥掉我的背心和长裤,只留下短裤,赤脚,剪掉几处头发,颈上挂一大木牌写着我的十条“罪状”,还有一顶用厚纸做的下大上尖的高帽上写着“帝国主义走狗”戴在我的头上。两个红卫兵抓着我的手臂下令要我跪在临时搭起来的批斗台上向毛泽东像下跪,我当然不肯跪下,我告诉他们,因着我的信仰,我不能跪拜任何偶像(抗日战争时期,我当了五年中学校长,每周一要向孙中山像三鞠躬,我也从未作过)。这下可闯了大祸,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红卫兵手执解放军练刺杀用的木棍朝我腰背部脊椎柱猛地一击,将椎尖盘骨打离了位,我痛得昏迷过去。醒来之后我已无法站立,他们只好让我坐在地上挨批斗,我始终迷迷糊糊的,只朦朦胧胧听见他们如狼似虎的吼叫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帝国主义走狗×××决没有好下场!”
 
 
三天三夜,我蜷缩在地板上疼痛至极,幸有一位邻居老姊妹,偷偷给了我一瓶云南白药服下,第四天勉强站立,但左脚已成跛拐。一步一痛参加游街示众、批斗……由于椎间盘骨突出,压迫神经,左脚神经剧痛,达十三年之久,又引起肌肉萎缩。在十三年中曾有两次跌跤,躺在病床上各六个月,动弹不得。一位弟兄有爱心,天天偷偷地来给我针灸,虽能站立起床,但只能站或走十五分钟。这样度过十三年的岁月。原来这也是神的美旨,因左脚成疾,肌肉萎缩只有右腿的一半,且须拄着拐杖而行。特别是1970年后和姐妹被送到××山区劳改七年半,公安人员和民兵认为我已无法进行“特务”活动了,比较放松对我的看管。同时我们在山区也被迫当起“赤脚医生”。当地农民对我们也尊重些。1977年我们也像犯人一样,因着“四人帮”的倒台而被释放回到城市,且筹备恢复聚会。我渴望上讲台事奉。许多肢体也切切为我祷告,我自己也流泪向神祈求﹕“我最亲爱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啊,我在十三年前是站着离开讲台,我不愿意现在要坐着讲道来敬拜你。你是全能的主,为着你的名,再给一次医治的神迹吧!.......”主垂听了我的祷告,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左右腿不痛了,左腿肌肉也逐渐长起来。当恢复礼拜时主给我恩典,我竟能在讲台上站立三个小时。那一年夏天,我能在周五、周六两个下午站在冷水里为六百多位信徒施浸。大家担心我会施浸到一半或第二天不能坚持下去。感谢赞美主,主的医治就是这样奇妙,这样完全。在我未离开大陆之前的七年中,每年集中施浸人数总共七千人以上,特别到处领会,每天三次,每次二至三小时讲道,从未发生过意外。我的神,我的主呀,我敬拜你!
 
(本文转引自《呼喊》第80期,未完待续)
 
 
作者为一大陆老传道人,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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