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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阿姨的故事
2016/9/9 10:01:17
读者:4005
■俞崇恩
生命季刊 第18期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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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阿姨的故事

 

文/俞崇恩

《生命季刊》第18期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希10:34)

 

我被流放改造的头四年(1958-1962),是在闽北一个半原始森林中。这期间主要任务是供应上海建筑部门作脚手架所需的大量竹子(即毛竹)。由于饥饿和艰苦劳动等等原因,劳改农场的二万人死了一万一千多。

 

刚到劳改农场时,我编在上海劳改局闽北农场坑塘分场运输中队,主要任务是撑小排(即竹筏)、扎大排、扛竹子、在竹上打洞、砍青木等。劳动强度大,特别辛苦。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我们已迁场到了安徽。一次,有几天我高烧不退,医务室的程医生外出,只有一名护士在看病。她怕我会死,就把我送入医院。睡在我“脚碰脚”病床上的那人叫陈杰,他因在抗战期间给日本人当过翻译而进劳改营的。他患胃癌,快要死了。他妻子和他早已离婚,但是他写信要求妻子念在多年夫妻的情份上,最后相见一次。这妇人心肠很软,就来劳改医院天天帮助他、服侍他,不久此人死了。一位干部,即我队事务长(管总务的),名叫杜强,跑进来,把脸拉得很长,对那妇女说,“陈杰是反革命分子,他死了是没有棺材的。”这妇人就哭了。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有没有棺材无所谓,可是这妇人哭得很伤心。她要求自已出钱买棺材,干部说不行,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分子即使出钱,我们也不卖。于是来了两三个人,用死者生前用过的一块旧被单把尸体一包,就抬出去了,埋在医院后面山坡上挖好的墓穴里,叫他妻子去看一看。这妇人不忍心,没有去看。

 

这个时候,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叫冯永涛的对我说:“老俞啊,你也快死啦!我给你算过了,还有半年,你就差不多了。”那时一个人死,事先自己心中有数,因为一直吃不饱,更缺乏营养,人就会浮肿,先从脚开始,往上发展,肿到肚脐就死了。

 

当时,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是被认为最臭的,所以分配我们多做一些臭的工作,以“加速”思想改造。有一个时期派我专门去埋葬死人。那些死人的遗物,一包一包地堆在仓库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些包裹就要运到上海去,发还给他们的家属。包裹都很小,没有几件好衣服。有一次分配我们班去把仓库里积存的小包裹运上小木船。我心里在想,这些家属没有收到这些包裹也许还好受一点;收到此包裹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活生生的人刚刚发配送去改造,怎么就只剩下这几件衣服回来了呢?当我看到那一次有几百个包裹运出去时,想到要是我的老母、妻女收到我的包裹,会怎么样呢!未免心中感到悲哀。

 

因此,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啊!若是我死在这个地方,没有家庭,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一个人死在这里,也算是死得其所,因为我是为着主的名而来到这里改造的。可是我死了之后,我的两个女儿太可怜了!我去改造的时候,她们一个两岁不到,一个才五个月大,她们一辈子将是‘反革命分子子女’。而且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妇女,殷殷勤勤地许多年在医院里工作,为我的缘故成了一辈子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再也没有翻身、真正做人的日子,一直要被人轻看到底了。”我就这样祷告主,我说:“主啊!求你记念我,求你不要让我死在这个地方。”

 

在我祷告主以后不久,很奇妙的事发生了。神真是听祷告的。神好像特别垂听我们这些在苦难中的人的祷告。在我祷告之后不到一个礼拜,突然收到一个从邮局寄来的很大的包裹。这个包裹已经被拆开过,当然是经过检查的。里面竟然是营养食品,如奶粉、鱼肝油等。原来,食品或营养品是不准寄到劳改农场来的,一经发现,全被没收。可是很奇妙,就在我收到包裹的时候,由于劳改营死的人太多,上级认为总不是好事;因为既然是劳动“改造”,目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改造好,不是要把人改造死。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耶13:23)人不是靠劳动能够改造好的,唯有神能改变人,拯救堕落的罪人。

 

既然有食物已经寄到了,就发给他们算了。正巧在这个当口,我收到了这个包裹。我察看包裹皮上的字,认不出是谁的笔迹。过了好久之后,才知道是一位董银珠姊妹,一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圣徒(后来我称她“董阿姨”)。这位姊妹冒着很大的危险寄食物给我,是同情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表现,这在当时是有罪的,她却为了顺从圣灵的感动,遵行主“爱弟兄”的命令,不惜牺牲自己,坚决伸手挽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弟兄。而且,她不但寄食物给我,也寄给少数别的弟兄,因为有一次我发现包裹皮反面是另一位在劳改农场的弟兄的名字(叫王世光)。我并不知道她究竟为多少人寄过食物,因为她从来没有说过。经过许多年,又偶然听说陈沭恩弟兄也收到过她寄的包裹。

 

我收到这包裹时,当然喜出望外,可是,我马上觉得很难处理,如果分一些给比较接近的人吃,只要有人去报告干部,就会被扣帽子,说你“用小恩小惠拉拢人,组织反动集团”。自己一个人一顿吃不完,又没有安全可靠的地方可以存放;若存放不妥,则随时可能被偷吃光。所以收到包裹也是一件麻烦的事。但稀奇得很,不可思议的事竟然又发生在我身上,神真是奇妙的神。居然有一个叫周瑞宝的干部对我说:“俞某,你的包裹摆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个礼拜来拿一次。”读者,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已经想到了,这个包裹若摆在外面,会有人偷吃,是不太平的。一下子又吃不完,若放在他办公室里,一个礼拜去拿一次,细水长流,会对健康有帮助;而且摆在他办公室里,没有人敢去偷。感谢主,“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这位周队长竟暗暗地帮助了我。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个月我最起码收到董阿姨一个包裹。实在感谢赞美神,因着肢体们的爱心摆上,在这头四年中大部份人都死了,可是我没有死。

 

这个寄包裹来的董姊妹,以前曾要到我们那个教会擘饼(又叫“吃主的晚餐”或“领圣餐”),那时,我们教会的四位长老中有三位都不同意她参加。但借着寄包裹的事神开了我眼睛,使我看见:同在一个赐恩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谁也不该把别人推开。主让我看见什么是圣徒的合一:没有一个肢体是我们可以藐视的,无论他(她)在什么地方。

 

我承认,过去我们这个背景的教会是非常骄傲的,恐怕在中国所有的教会范围内,可以说是最骄傲的了。主要原因是有一位引导我们的同工,真正是个聪明绝顶、过目不忘、熟读圣经、博览属灵名著、口才知识都全备的弟兄。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他首先把普世教会从马丁·路德以来重大的真理介绍进来;他圣经知识特别丰富,可以说是真正的神学教授。可惜我们大家在基督里的爱心、行为都跟不上(责任在我们自己——不肯靠恩典出代价),因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8:1)。这里有一个极重要的教训:圣经真理的知识固然十分重要,“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彼后1:5),“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4:6)。但没有爱心,光有头脑里的圣经知识,就会叫人自高自大。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如经上所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1:9-10)

 

所以,在那个试炼中,由于(我们)骄傲、高举人,除了少数特别蒙保守的圣徒之外,我们也失败得最惨痛。“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而,感谢赞美主,在那个苦难中,神教导我们许多宝贵的功课,其一就是:所有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宝贵的。有一天,“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来2:10)所以,当我经过了多年改造,从农场出来以后,就再也不敢分门别类(参林前3:1;多3:10)、另眼看待人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来同心事奉主。

 

我劳改了21年余,主的时间到了,祂就伸出奇妙大能的手,把我从劳改营领出来。这实在是个神迹。1979年我被释放出来后,有一位美籍华人弟兄来看望我。他是我青年时代(1949年以前)认识的弟兄,再相见时我们都已年过半百了。他说:“1956年,你们国内弟兄姊妹为主被监禁及劳改,我们海外的弟兄姊妹知道了,不少人想表示一点主内的爱心关怀,分担一点在逼迫苦难中的圣徒及其家庭的重担;可是我们实在无法把爱的款项送进大陆去。后来就把它汇到香港,集中在那里,因为香港靠近大陆,指望有机会可以把钱带进去,分送给急需的肢体。可是整个大陆竟没有一个人敢接受。感谢主,过了一些时候,有一位董银珠姊妹愿意接受,不怕赴汤蹈火。”哦!实在感谢主,在祂手里还有这么一个合用的器皿——她“甘心牺牲自己”(诗110:3)。

 

弟兄姊妹,你若对大陆社会稍有认识,就知道那时候谁接受这笔款子,立即就有了“间谍”或“特务”的嫌疑,向来“大胆怀疑”的公安部门必要查问:“这钱从哪里来?”“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途?”等等,后果不堪设想。

 

在上海我所在的大教会名册上,原有约四千人,却没有一个敢接受这笔爱心奉献(局势太险恶,并不责怪谁)。而那位勇敢的董姊妹在接受这笔分别为圣的主款之后,每天花工夫、买食物、寄包裹。感谢主!她倒真的没有宗派观念,将包裹寄给她所知道的、为主在劳改或坐监的弟兄姊妹。当时邮局不准寄食物,因那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政府说,食物从农村运来,不允许又寄往农村,徒然往返运输,尤其禁止寄往劳改单位。寄包裹必须先经过邮局检查,因此寄出食物很不容易。这位董姊妹每次去邮局必须带两个包裹,一个预备检查的,另一个逃避检查的。两个包裹必须一样颜色、一样形状、一样份量,后者放在手提袋内,先把一个未装食品的包裹给邮局检查,待检查完后,在缝包皮布时,因为人多,就趁机调包,把食物寄出来。她不厌其烦地一包一包地分别寄出,每个月要冒险多次,且要跑不同的邮局,免得被认出起疑。你看她多么地辛苦!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终于被发现了,由于她“同情反革命分子”,就被抓了起来,判刑七年。

 

当她判刑坐监的时候,似乎主知道她的任务已完成,因那时我们已迁场到安徽。约两年后,随着水稻产量逐渐恢复,劳改营的生活开始改善,基本可以吃饱了。而就在那个时候,那位董姊妹被关进监牢去了。

 

是神用奇妙的神迹把我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的,否则我不会被释放,因我根本没有“改造好”,我决不放弃信仰,不接受马列主义无神论。等我从劳改营释放出来后,当然我应当去探望这位为我们坐监的董老姊妹,尽力帮助她。可是每个囚犯每月只有一次机会,接见最近的亲人,每次有规定的时间。我获悉每月可以去探监的,是她的一个姐姐,所以就把她需要的东西包好后,托她姐姐探监时带进去。隔一个月后,当我再去她姐姐家时,她姐姐说,她已经释放出来了,被接待在一位姊妹家里,我心里非常喜乐,感谢、赞美主!就立刻迳直到那位姊妹家里去看望董姊妹。

 

当我见到她时,心甚激动,我头一个问题问她:“董阿姨,当您为着我们的缘故被判刑七年,那时您怎么想呢?是不是很后悔、懊恼?”不料她说,“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对主说,随便关我几年,关到死我也心甘情愿。”哦!一颗向主绝对忠贞的心何其珍贵!今天这样甘愿为了爱主、爱弟兄而牺牲自己一切的人,何其稀少啊!求主怜悯我们。本来她是判刑七年,结果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关了十一年多!她说,别的囚犯期满后,全都吵着要出监(注:当时囚犯刑期届满,不一定被释放;不少囚犯被押送劳改营,继续改造)。她说,我不吵,我还是照旧在监里过囚犯生活。我们知道,监狱生活和劳改农场生活不一样,非常单调,那时期一年365天,牢里的妇女一年到头做一些枯燥、乏味的工作,例如糊火柴盒子或“拆线头”(将不要的针织品拆散成线,供修汽车、修机器的工人擦手用)。此外,就是天天政治学习、开会,几乎完全没有个人自由活动可言。

 

这位董姊妹被关进监牢后,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她真正经历了主是她一切的一切。原来的住房被占了,衣服、家具都不知去向。保罗说,“我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董姊妹是童身,她为着主的缘故被判刑以后,除了随身的东西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感谢主!在她出监的那天,有一位姊妹乐意接待这一位大家所不敢碰的人。因“反革命分子”好像是长了大麻疯一样,是碰不得的,否则很可能被看作“同情反革命分子”;可是竟然有一位姊妹乐意接待她。当时上海居住条件极差,她家里地方也很窄小,还有丈夫、儿女、媳妇,可是她为着接待这位为主失去一切的董姊妹,挤出一个小小的铺位。就这样,她接待了这位年老体弱的董姊妹整整十年之久!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曾接待过弟兄姊妹吗?你曾接待他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么?尤其是接待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年人,她吃的,你要为她预备;她穿的,你需要帮她洗、帮她补、帮她买;她病了,你要带她去医院看病,要预备各种需要,真是一言难尽。圣经对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翻译得更准确一点——“爱是长久受苦”。这位董姊妹为着我们这些人舍去自己,长久受苦;又有一位姊妹为着接待她,十年之久,长久受苦。从世俗眼光看来,这些人都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可是这一种人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他们的生活和事奉要存到永远。

 

她们的见证使我联想到今天教会的光景:有不少主的仆人名声不小,礼拜堂不小,聚会的人不少,口才知识都不缺,可是却有多少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做小动作,骄傲自大或独断专行;用许多人的手段、办法,对付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又用世界的样式来“发展”教会,血气肉体,以自我为中心等等,不愿在主面前认真对付。当他们面对这样清心跟随主的姊妹时,有何感想?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时,曾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如果有一天,我们到基督台前,主问我们:“你爱过我吗?”“你在何事上爱我呢?”我们有没有为主流过泪?受过苦?如果没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恐怕是很贫穷的。主对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让我们存谦卑、敬畏的心问自己:我有没有“买”过呢?我曾否出过代价呢?

 

哦!许多人生活在这个自由世界里太舒服了,不愿背十字架跟随主,不愿受苦——会不会就像那个财主一样,“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等到有一天离开世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路16:25)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人,是每天都有十字架的(提后3:12;路加福音9:23),虽不一定是那么沉重,但每天都有机会让我们舍去自己,牺牲自己,甚至在一言一行中。无论在美国、大陆、台湾,都有。祂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祂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哀3:23)。慈爱、智慧的神正藉着十架纯洁我们,造就我们,为要把我们模成祂儿子的形象(罗8:29)。

 

俞崇恩 中国大陆传道人,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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