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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逼迫年代,神的奇妙工作
——记赵腓利弟兄与黄婉如姊妹的婚姻见证
2017/10/10 13:50:19
读者:856
■黄婉如口述 崔亚飞整理

生命季刊 第83期 2017年9月

 

大逼迫年代,神的奇妙工作 记赵腓利弟兄与黄婉如姊妹的婚姻见证

/黄婉如口述  崔亚飞整理

《生命季刊》第83

整理者序:赵腓利(1931-1999)是沈阳最早恢复家庭教会聚会的带领者,1999年在美国病故。赵腓利弟兄由于基督徒的身份,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分到工厂,不仅受排挤,也处处受监视。然而无论身处何等严苛环境,赵弟兄始终坚持对主耶稣的信仰,并为主作见证。本文是黄婉如姊妹口述的婚姻见证。

一、我是监督他的人

1955年,我从工作了两年的国家一机部调到沈阳风动工具厂工作,而赵腓利弟兄也是那年稍晚一点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家工厂工作的。我们起初都在工厂的实验室。因为我出身好,工作又很积极,又是从国家部门转到地方来工作的,组织很信任我;除了本职的技术工作外,我还兼职一份团支部的工作,任团支部书记。我那时是很“红”的,赵弟兄后来都是说我“红”得发烫发紫。我那年才21岁。这个职务在那个年代可了不得,说明是组织作为根苗来培养我的。

再说赵腓利弟兄,他是杭州人,由于基督徒的身份,毕业就被戴了一顶“特嫌(特务嫌疑)”的帽子被分配到东北。那个年代,大学生是非常稀缺的,按理他该受到器重,可基督徒身份却成了他的罪名。进到工厂工作后,赵腓利就成了暗中被监视的人员,他当然明白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面对歧视与诘难,他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因为那个年代,历史问题是第一位的,而现实表现是第二位的。

组织有一天来找我谈话,交给我一项很重要的特殊任务,就是藉工作之余,监视赵腓利的思想和言行,并随时向上级组织汇报。这项工作安排是直接来自于中共沈阳市委。对于一个只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能下这样大的功夫,放到今天,我们可能都难以置信。但在那个专制、封闭的年代,任何异见都会让执政者如临大敌,尤其是对基督徒敬拜的上帝,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我没有拒绝监视这样一位政治上极不可靠的潜在“阶级敌人”,我是非常乐意响应组织号召的。因为我非常相信这个主义,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因为此,我觉得那不仅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我的光荣。我那时的心情很像保罗未悔改前抓捕基督徒的心情,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二、监督基督徒的人,自己成了基督徒

领受任务以后,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还要每天注意留心赵腓利的一言一行,不放过一个细节。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观察后,我怎么都不觉得赵腓利像个特务。

大家知道,那个年代“特务”形象是很脸谱化的,他们一般被形容为长相猥琐,狡猾奸诈,行为诡秘,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等。这些图画似乎组合成了当时特务在人心目当中的固定形象。

而赵腓利给我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气质儒雅,为人谦和有礼,待人真诚大方,忠厚老实,工作比一般人更勤奋认真,更刻苦,任劳任怨。当其他人休息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在一旁看书,也从不多言多语。

在实验室里,很多人都知道,每当中午吃饭的时候,赵腓利都要在他的饭盒面前闭目低头谢饭。而当这个时候,有一些同事就开始捉弄赵弟兄,或偷拿他饭盒里好吃的东西,或干脆把他的饭盒藏起来。不仅如此,他们经常会揶揄他说:你能有饭吃,应该感谢谁?应该感谢共产党才对;是共产党让你有饭吃,怎么还感谢什么上帝呢?

面对别人的讥讽、捉弄,换作是一般人,可能会很不高兴,但他总是轻声细语、面带笑容,似乎没半点脾气。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赵腓利给家里写信从来不用单位的稿纸,而是用自己买来的信纸。这在公家单位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公家单位,用公家东西,再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因为既然是“公”嘛,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区分公与私?甚至区分“偷”和“拿”呢?“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占点公家的又算什么?”这是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很多人的口头语。

可是,赵腓利弟兄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有一颗忠贞圣洁的心。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16:10)这话是试金石。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赵腓利弟兄正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做到了对主全然尽忠。

这些都让我因此充满了敬佩,也更加深了好奇心。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主动找赵弟兄谈话,问他信的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并且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看到有人问基督信仰的事,赵腓利非常高兴,就讲了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问题,还有上帝爱世人等道理。同时,他也介绍了他是如何走上这基督信仰之路的。

赵腓利在浙大上二年级的时候,得了肺结核病,按当时的中国医疗条件,这病差不多是不治之症。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又担心传染,于是学校勒令他回家休学。赵的母亲是基督徒,那时在杭州的聚会处教会聚会。回到家里以后,母亲彻夜为赵弟兄祷告,后来,又带他到教会,那里的众人又齐心恒切地为他祷告。不久,奇迹出现了,他的肺结核病痊愈了。

虽然他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赵腓利从小并不信主。而这次神奇妙的作为,把他带到了基督面前,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主耶稣为他的救主。病愈之后,翌年,赵腓利又回到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我听后觉得很神奇,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但当看到赵腓利那质朴平静的语言,和他那坦诚的态度,也就打消了怀疑。赵弟兄顺势提议说,哪天我领你去我们聚会的地方看看吧?我一听,马上应允,暗自思忖,去了那里,一来可以搞清楚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二来觉得也正好可以查看一下“敌情”。

一个主日,赵弟兄就领我去了位于沈阳铁西区他们聚会的地方。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姓贾的弟兄家里聚会,人不多,也就十来个人。那是1958年,“三自教会”已经成立,很多基督徒跑到了“三自教会”那里。感谢神!赵弟兄他们却宁可在家中聚会,为基督作见证。神给我们看见,魔鬼虽然摧毁了地上有形的教会,可无形的基督身体在这块土地上,在神儿女的家中被建立了起来。

到了聚会的地方以后,看到这些人又唱诗,又讲道,又跪下不住地祷告,很是感到惊讶,这是我从未见过,也未听闻过的。虽然不怎么太理解这些人的举动,但从这些看起来非常朴素、非常虔诚的人们的脸上,我想象不出来,这些人怎么可能是潜在的阶级敌人呢?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10:17)神的道可以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人顺服基督(林后10:5)。我后来又去了几次,听到人们的讲论,慢慢已经无法抑制内心那颗种子的生长,神的道坚韧的生命力,慢慢地浸润了我那干枯无望的心田,擦亮了我迷蒙混沌的眼睛。

三、为信仰付代价

正当神以丰富的恩典开始抚摸我那渴慕的心灵的时候,一天,我被沈阳市委要求去汇报赵腓利的情况。我到了市委,开始向组织汇报起来。我介绍了赵腓利的平时表现,还有他如何被神拣选,也介绍了他们那些人如何敬拜上帝的情况。然后我认真地说:我怎么都没有觉得赵腓利和他们那群人是“特嫌”,这些人很朴实,并不关心政治,道德操守没的说,还常常为共产党祷告,这样的好人哪里像特务呢?

组织本想让我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特情”,可是,让上级组织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不仅没有提供出来任何有价值的材料出来,反而为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说好话。这让他们极其震怒,一个干部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对我大声吼叫说:“组织上信任你,让你去监视赵腓利,你没有查出任何情况不说,还竟然为这些‘特嫌’评功摆好?你这不是被阶级敌人拉拢、迷惑了吗?”

他们话音当中不仅传达出愤怒和失望,威胁的意味也很明显了,刹那间,房间里的气氛紧张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威吓并未让我产生恐惧,反而产生巨大的勇气,我站起来,喘着粗气压着怒火说:“共产党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吗?我没有说假话,我说的都是事实!”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掌握到,赵腓利从杭州分配到沈阳,马上就跟沈阳的教会联系上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联系”是有“特务”组织嫌疑特征的,只待我提供出有价值的旁证材料,就立刻抓捕赵腓利。他们不知的是,赵腓利是通过一个杭州姊妹联系到的沈阳教会,并未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到那里聚会敬拜上帝。

那年代,为了讨好上级,取悦于领导,并显得自己很革命、很积极,相当多的人竟甘愿出卖灵魂,作伪证、栽赃陷害、落井下石害他人。可是,我绝不能干那样的事,我不能提供谎话,不能作假见证。我若那样的丧尽良知,我可能会更加被组织所器重。可有圣灵的指引和光照,我无法走出那一步。

不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且同流合污,这在当时是绝对的政治问题。从此,我被组织渐渐冷淡,直至被他们弃用。

四、为婚姻被批斗:神就在我心里!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让组织更为恼火的是,我们不仅相识,而且还开始相爱。我们的恋情渐渐公开以后,很多人非常不理解,认为我根红苗正,政治前途光明,是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嫁给有政治问题的赵腓利,无异自毁前程,令人扼腕。

为了所谓拯救我,更是为了挽回在单位当中的负面影响,包括中共沈阳市委,还有沈阳团市委派人反复做我的工作,讲清形势,软硬兼施,让我彻底划清界限,离开赵腓利;同时,也彻底离开基督教信仰。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无论怎样劝说,均无效果,我就是铁了心。

1959年的7月,就在我们新婚前不久的一天,厂里的组织部门纠集一部分人,对我们,尤其对我开一场批斗大会,来肃清“余毒”。

事先,厂里的组织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动员厂里的一群知识分子参与批判,他们很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有清华大学的,有北大的等,都很有知识。

除了人的资源,他们还准备了阶级分析材料,甚至还准备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以批判基督教的有神论信仰,借此来让广大职工,认清我们“迷信荒谬”的面目。

最让他们愤概的是,我们信的“上帝创造论”,是变相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革命思想。这无疑是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在批判大会上,有人声嘶力竭地喝问我:黄婉茹,你说你信神,请你告诉我们,神在哪里让我们也见见?

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没有半点迟疑,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神在哪里?我一闭眼睛,神就在我心里!”

实际,后来我认识到,不是我有多么勇敢,多么有智慧,因为主曾告诫门徒们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路12:11-12)

虽然我们遭受诘难,然而神并未离开我们,祂用那满了权柄的话语在引导我,加给我勇气和无穷的力量,使我无所畏惧,并能镇定自如!

这些人,尤其包括那些知识分子虽竭尽其能,也无法驳倒我,使我屈服,他们显然很垂头丧气,跟领导讲:这个人真是不行了!

面对这样的顽固态度,他们不能坐视容忍下去。“不行了”,是无可救药了的潜台词,这等于在政治上对我判处死刑。会后不久,我就被开除了团籍。

一个要求进步的人,那个年代一旦被清除出政治组织,等于说是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依靠,结果必然是会沦落为社会最被人瞧不起的“阶级底层”,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

我不仅被开除团籍,同时也被降薪,不久就被驱逐出实验室,下放到我们厂最脏最累的铸造车间当工人。翌年年初,也就是1960年年初,赵腓利弟兄也被下放到铸造车间当工人;因为“落后分子”是不配在实验室搞科研工作的。我们二人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由白领变为蓝领;由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变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者;由被人重视变为被人轻视。

我们就这样忍辱负重,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不知的是,神正是藉这样的试炼,基督那忍耐的生命品格,点点滴滴地慢慢融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后来经受许多苦难的属灵财富。

五、熬炼中坚守对神的信

1966年5月16日,那场血腥风雨的文革暴力运动来到了这块土地上。从那时起,基督徒成为了“牛鬼蛇神”之一,也成为了主要打击目标。1966年的夏天,厄运同样降临在我们身上。

一天,沈阳市专政队的造反派到了我们家里,为了找出罪证,他们把我家差不多掘地三尺,能翻到的地方都翻到了。那种情景是非常恐怖的,难于想象的。造反派们找到的唯一证据,是我们丢弃在床下的一个破收音机,他们栽赃说是与国外联系的收发报机,无论我们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抄过家后,赵腓利被造反派们绑上胳膊推搡着带走了。

在专政队里,造反派们让赵腓利弟兄放弃基督信仰,接受无产阶级唯物论思想的改造。面对各样严厉的逼迫,赵腓利抱着必死的信心,绝不背叛主,他的生命与基督已经深深连在一起。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太10:32)主的这句话,在逼迫的年代里,在聚会处里是反复讲的,我们也都深深地牢记着。

经历若干天后,造反派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再不否认耶稣,第二天开始动武。当时赵弟兄经历了一场病痛,身体非常虚弱。面对凌辱和死亡的威胁,他默默地祷告,使得恐惧从里面荡然无存,面孔充满镇定。据赵腓利弟兄后来跟人回忆,当第二天造反派扒光他的衣服,开始殴打他的时候,他里面非常的喜乐,深刻体会神与他同在的力量,神在帮助他渡过难关。

1966年6月末至1967年3月中旬,赵弟兄被带走“专政”的这段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张皇失措、以泪洗面的日子中度过。我那时非常艰难,独自一人带着两个未成年子女。作为对“牛鬼蛇神”家属的惩罚,每天早上五点,我被街道革委会强行要求扫整个楼道的楼梯,然后再跳忠字舞。七点要赶到厂里劳动,晚上要参加厂里对我的改造学习。别人可以五六点钟下班,而我回到家中常常是深夜八九点钟了,而我那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就放在楼道的走廊里。

渐渐地我感到实在没办法,撑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到了专政队那里,说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要求自己与孩子一同进专政队被“专政”。还好,在困难到难以走下去的时候,主给开了路。从此以后,我的境况稍微好一点了,早上再不用扫楼梯,晚上也不再进学习班学习了……

这种日子一直熬到七零年代末。在那段日子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我们二人从来都是无怨无悔,在凌辱困苦中仍坚守我们对神的信仰。感谢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荣耀归主名。

黄婉如  崔亚飞  中国大陆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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