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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中的百合花
——记我的岳母祁文英
2017/10/10 13:58:18
读者:581
■武毅

生命季刊 第83期 2017年9月

 

谷中的百合花 --- 记我的岳母祁文英

/武毅

《生命季刊》第83

 

【题记】家庭阳台上或者是城市公园里艳丽芬芳的花朵,常有人欣赏,并写诗咏词来在它面前抒发情怀,甚至与之合影留念。而山谷中的百合花,没有人去欣赏她,甚至没有人会驻足关注她。然而创造她的神、拯救她的主却视她为奇珍,看她为宝贝!她也丝毫不因着没有人去欣赏而失去信心。相反地,她知道她的主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她,欣赏着她!所以她就凭着从天而来无穷生命的能力,顽强地生长,并争奇斗艳!

2012年3月2日(周五)黎明两点左右,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急忙打开一看,是妻子的来电。她沉痛地告诉我说:“咱妈离世了!”

我顿时睡意全无,知道岳母已经走完了她在地上88年寄居的日子,到那位拣选她,拯救她的耶稣基督那里得享安息了。

在已经过去的几年的时间中,每当我在事奉中有些惰性与松懈,或者是信心软弱的时候,一旦回想到岳母一生在主面前所走过的路,心中就会得力量、得信心,重新振作起来。

现在把岳母一生的生活与事奉,略取其中的几个方面,拿出来与弟兄姐妹共同分享,以期使更多的人得着帮助与造就。

一、下放之前

       “希伯来妇人本是壮健的”

我的岳母祁文英老家在青海的西宁市。她们兄弟姐妹共六个人。岳母在女子中为大。

其实,岳母在青年的时候,已经考上了青海医学院,当时也正值西宁的众教会非常复兴,所以她又有心志去上神学院。在很纠结的境况下,她祷告神,求主给她引领,结果突然发高烧,错过了去医学院报到的机会,她知道神在呼召她读神学院。后来蒙神多个方面的印证,她来陕西,在戴德生弟兄的孙子戴永勉弟兄任院长的“凤翔圣经学院”上学。因着是远离家乡身在异地,所以她的生活一直非常简朴,比其他同学更为看重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有时候,她们也去宝鸡圣经学校,听王堪牧师任院长的“宝鸡修道院”的老师们的课。

22岁那年她神学院毕业,就立下心志,一生过祭坛生活,全职事奉神。

神引导她去甘肃临夏地区和一位名字叫罗正的姐妹做同工,罗正姐妹一生守童身没有嫁人,姐妹的心愿也常激励着我的岳母。

解放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她在36岁的时候经一位弟兄的介绍,来到陕西嫁给了我的岳父张席才弟兄。岳父的老家是在河南的开封市,是因着抗日战争的战乱来陕西的。

我见过岳父母结婚时的照片,岳母在那个时候都还是非常秀气,俊美!

岳母在38岁时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42岁时生了一个男孩。

因着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在当地的生活就随时会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难处。再加上接受主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主、能力的主以后,新的生命也在他们里面使得他们为人宽厚,和善,待人有恩。待弟兄姐妹更是亲切有加。

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使得事奉的环境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红卫兵质问岳母是不是还在信耶稣。岳母连思考都没有思考,就回答这些人说:
“信耶稣!”

这些人马上就给岳母戴上“反革命”帽子。行动受控制,接受监督改造。

本来因着岳父在宝鸡县(现在的宝鸡市陈仓区)虢镇第二运输公司工作,所以他们就都生活在二运司的家属区。后来因着全国性的城市人口疏散,加上岳母戴着“反革命”帽子,正在接受批斗,所以他们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被下放的人,把他们下放到宝鸡县天王镇八庙村子落户了。

二、下放时期

岳母她们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地处一个很高的高原上,首先,除过在外面上班的岳父之外,全家还有岳母和三个孩子都生活在这个旱原上。仅仅吃水就都是很大的难处。水井非常深,而且必须是两个人同时吃力地搅动辘轳,才能够把水打上来。这件工作要靠着岳父每周回一次家的机会,就和我的妻子共同把一周的生活用水积攒够。

而且这个地方距离镇上很远,妻子说她当年在镇上上学的时候,必须是跑步爬上爬下村口很大的土坡回家吃饭,才可以赶得上上课的时间。

再加上因着持守信仰的缘故,岳母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常在生活与生产等方面受到为难。

那个时候,因着生产力低下,人的温饱都是很大困难,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养鸡、养猪。但是上级还给各个生产队分派交售鸡蛋和生猪的任务。每年的这些任务,就全落在了接受批斗的这些人身上。因为她们没有说话权,无法像别人一样找个借口拒绝。每当这些任务临到的时候,岳母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和操持家务的能力,按时按量完成的。

岳母的身材矮小,但是生产队安排农活的时候,从来不会因她是一位城镇下放妇女而照顾她。相反地,安排给她的活儿都是在离家几里路之外的渭河河滩上的地。仅仅从家里走到地里,就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虽然劳动、生活都是非常艰辛,岳母总知道她所信的是谁。每当是下雨天,无法出工,或者是晚上不加班干活的时候,她就会和一位老姐妹,拿着手灯,高一脚低一脚,悄悄地出去到附近村子里探访、鼓励弟兄姐妹,坚固他们的信心。哪怕没有聚会的条件,也没有圣经,没有诗歌本,但是岳母总是勉励他们学习着唱凭着记忆留下来的“灵歌”,勉励他们随时随地地借着祷告亲近主。

一旦被发现,或者被人告密,就肯定会被批斗。

就在那个“早请示,晚汇报”的环境中,岳母生活了14年。而这14年的时间中,岳母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建立了6个聚会点。

受岳母的影响,使得我的妻子在孩子的时候,就非常懂事,体恤父母,而且有担当意识和顽强的品格。同时也因着岳母遭受逼迫的身份,也使妻子在上学的时候,常受到同学的刁难和欺负。特别是一个不健全家庭的男生,常无缘无故欺负她。但是,岳母待人友善的心,也影响了我的妻子。她也知道凡事投靠主,靠着主度过每一天。

岳母在1969年因不愿意否认主的名、放弃信仰,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直到1983年才给她摘帽平反,她们也才得以重新回到城里。

三、回城以后

1983年,随着开放政策的落地,岳母得到了平反。神带领岳母一家又会到了城里,只是“二运司”已经不再提供家属的住宿了。所以她们就只能自己找地方住。
岳母找居住地方,优先考虑的就是必须要可以设立聚会点,接待弟兄姐妹前来聚会。当时那一带地方还没有聚会的地方。

所以按着这个条件,费了很大的周折,最终就确定在了火车站附近铁路家属区一栋宿舍楼的后面出租的两间屋子。屋子里地面比外面院子的地势低一尺多,每逢下雨,雨水都积在院子里无法排出,屋子就十分潮湿,而且常年见不到阳光。屋子后面距离陇海铁路不到十米,全天候都听着火车东来西去的轰隆声。但因着在这里比较偏僻,可以设立聚会点,所以就选取了这里。以后随着聚会人数增多,就在旁边又自己加盖了一座两大间的房子,专门当做聚会地方用。岳父称其为“礼堂”。
这个地方也没有厕所,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必须走四、五十米路,再过一条马路,才有一个公厕。也没有自来水,用水需要走六、七十米,再过一个铁路道口,才有一个铁路部门的公用水龙头。

因着屋子里面无法采光,所以哪怕是白天聚会的时候,也必须打开电灯。那里经常停电,若是遇到停电时间,就点着蜡烛聚会,所唱的诗歌都是由弟兄姐妹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纸上,用夹子挂在一个木架上供大家学习着唱,没有风琴,更没有电子琴。若是一些很好的诗歌,而又没有人教唱的时候,就随着一个老式的收录机的磁带来学唱。

从1983年到2002年,每周三晚上有祷告聚会,周五晚上有查经聚会,主日中午是主日敬拜聚会。而且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平时固定的聚会时间以外,还常有弟兄姐妹为着事奉的事情,自己家庭的事情,不分白天晚上地去找岳母交通。甚至1989年五一期间,还在这里进行了一连几天的聚会。

我是1985年五一期间和我的妻子认识的,当时她是鞋厂职工。妻子对那段日子里,对我印象最深就是我的“公安蓝”上衣。因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穿着“公安蓝”的上衣,以后需要添置新的衣服了,我又买了一件这种颜色的外套,妻子既好笑、又生气的啧怪我怎么不买另外颜色的衣服,非要继续还买这种“公安蓝”啊,我无言以对,只好赶快找个借口:“这是我的商标”而搪塞过去。

妻子也知道我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的学生,以后她就经常给我从她们鞋厂买鞋,也给我买衣服,织毛衣。

我们是1989年元旦结婚的,妻子继续生活在这里直到2002年秋季。

四、一心为主

“我属我的良人”。我的心已经被祂吸引,再无所恋;我的心已经被祂充满,再无所慕。“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歌7:9)

在还没有返城的那些年间,已经有“三班仆人”等异端在八庙村子附近出现。岳母和众教会的同工们凭着圣经纯正的教导和神所赐予的信心,刚强地抵挡了这些。
1983年返城以后,一方面来看,神开始随着她使女的心愿和脚步赐恩于她所做的一切。而另外一方面,当时她们面临的环境压力也是极大的。

原来给她做媒人的那位老弟兄,参加了“三自”。这位弟兄不断动员她也加入其中。但是和周围教会的弟兄们交通中,岳母看见神给她的引导还是在原有的根基上继续持守。

后来又有祖籍在河南毛姓的一个人,由河南过到这边,也动员她加入其中。岳母还是不接他的话茬。有次那位毛姓的人在主日聚会后要和岳母有些谈话,但是她以干些家务活为由,一直不给对方提供说话的机会。我觉得对方那样坐冷板凳有些尴尬,我就陪他说话,但是我却总不把话题引到他想要说的话上面去。岳母怕我说漏了嘴,站在那人身后用指头指着口。我明白她的意思。

到了“新路”兴起以后,岳母把教会的门看守得更为要紧。忠心地站在“望楼”上做守望的工作。

1999年“东方闪电”在各地铺天盖地出现的时候,岳母承受的压力就更大了。“闪电”的人把他们的几本书和一只鸽子装在一个小纸箱里面,晚上偷偷放在院子里。我把鸽子放走,把那些书籍都扔掉了。

那个时候,从河南来了一个人,自称是信耶稣的,要来找聚会地方。后来谈话中,发现这个人来路不明,很有“闪电”的嫌疑,但此人耐心非常好,死缠滥打就是不离开。我费尽周折才把他赶出去了。

1987年暑期,她们当地教会安排我和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同去秦岭腹地陕南汉中地区的一个名字叫“煎茶岭”的地方去探访、开荒。岳母告诉教会的弟兄们,我的往返路费由她承担。那时岳父的月工资是120元,但是岳母把奉献看得非常要紧,而且一直不间断的持守着。

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属灵书籍的供应,岳母争战的力量和事奉的亮光,主要都是她由读经、祷告中直接得到的。她每天早晚祷告的时间都是很长。我保留着岳母的一个书签,上面记录着她从1987年以后的读经记录——

1987年6月2日始
1989年3月3日始
1990年2月24日始

……最后一次是

2011年8月3日始

这个书签上她记录了她读经三十一遍!

神也非常地爱她的使女。在1989年的时候,岳母回了一次西宁老家。有天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在梦中清楚地看见西宁地震了,随唤醒妻子,告诉了她这件事,我们就赶快跪下为岳母祷告。

后来得到证实,那天晚上西宁确实地震了,地震级别不是很高。神自己爱着祂的使女,将这件事情启示于我,让我们能为她祷告。

五、“以色列的小女子”

列王纪下五章记载了一位“以色列小女子”的事情。这位女子不仅是年龄小,更是因为她的身份低下。但很可贵的是,她在这样的环境中仍旧待人有恩,处处成为别人的祝福!

岳母中年的时候过度劳累,以致她晚年身体状况很不好。身体的各种不适全都出现了,常年身体虚弱。饭量很小,走路慢,说话没有气力成了她的“常态”。

但是应许保罗的神,也把同样的应许显明给了她:“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在她身上,却处处透露出与她的身体、年纪不相称的能力。只要有定规的聚会,哪怕是雨再大,雪再大,尽管有时提前安排的同工有事情不能去,她却说走就走,从来不找理由。甚至有时候身体不适到一个地步,不能走路,从出租车上下来后要由人背到聚会地方,或者背到看望的家庭里去,也不推诿事工!我现在每每想起,都会不由地流泪。

岳母晚年的时候,除过心脏不好气喘,而且更为痛苦的是患上了“喉麻痹”症,其症状是喉咙常有咳不利的痰,且发音受到影响。实在不能走动,就自己在家里读书,祷告,从来不间断。

“宁可磨光,不愿锈光”!岳母实在是拿命在事奉她的恩主。

岳母的这种执着与忠心,也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姐妹。在很多教会有一个事奉的怪圈,那就是提起祷告的重要性,大家都能分享得盆满钵满,而祷告聚会的人数却总是比其他各种聚会的人数都少。但是我的姐妹却是把教会定规、安排的各种聚会都看得非常要紧。前些年她还在上班的时候,哪怕下班回来距离祷告聚会结束不过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她都要赶去参加。而且无论是风雨,还是风雪中,只要有聚会,都看得非常宝贵。

妻子见到宝贵的属灵书籍,总是坚持熬夜做笔记;因着做笔记而晚上十一点以后休息,在她是很正常的。我多次与她开玩笑说:

“若是三十年以前这么用功的,清华大学都早已经毕业了啊!”

那些前辈弟兄姐妹的经历与忠心,实在正是现今中青年弟兄姐妹身上所缺少的。甚至还有些中青年弟兄,乐于大谈、评论这个前辈所走的道路,那个前辈是属于哪一“派”,但是静心一想,其实他(她)自己还没有开始走路,他(她)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些还停留在头脑中、并没有达到心灵中去的知识。

由头脑到心灵这“一尺半的距离”真的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日去走。

2008年5‧12地震以后,民政方面对房屋受损的都进行政府买单的高额补偿。但是岳母从1983年所住的共四间的房子,因受损被拆除后,给家里补偿的是一袋面、一桶油。这实在如同献在祭坛上的羔羊,最终留下来的不过是一把灰而已。

但是,“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11:4)!亚伯虽然死了,却仍旧在“这信”中给我们说话,岳母离世已经五年了,也同样仍旧借着她留下的见证在给我们说话—

我是在1985年五一假期,经朱福海长老的介绍认识我的妻子的。直到1989年元旦结婚,总共在婚姻上的花费是不到900元(其中彩礼是200元)。

这个数目不必与现在的彩礼动不动十万(甚至更多)的时代相比,就是当时,也实在是非常低的。这其中就是因为岳母对待子女婚姻问题的准则所决定的。这实在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

六、虽然死了,仍旧说话

圣经中有几个人是话很少的,比如亚伯,拉撒路等。

圣经虽然没有记载拉撒路说话,但是,因着他死而复活的事实,“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约12:11)

亚伯没有说话,但是因为有出于天的生命,被神看中了“亚伯(这个人)和他的供物”(创4:4),所以哪怕他已经死了,却仍旧说话。

相对于现今好多传道人,因着传的不是“出于祂”的启示和生命的道,也没有“依靠祂”的大能大力,并且不是将荣耀“归于祂”(参罗11:36),致使正在传讲的时候,已经被人忘记了。也就谈不上死了仍旧有什么属天的影响力。

而许许多多的前辈们,一生用生命在走路,用膝盖(祷告)在走路,他们如同祭司的袍子底边上,“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出39:26),他(她)们的事奉就产生了其属灵的影响力。

1995年7月25日,我与她们教会的三位姐妹去几百里以外秦岭深处的一个教会参加一次丧事聚会,因为已经错过了火车,就决定坐出租车去。临行前岳母告诉我:“我为你们祷告!”

我在副驾驶位置坐着,三个姐妹坐在后排。汽车出了市区即将上秦岭大山的盘旋公路时,公路上骑自行车要去山中游玩的一个年轻学生冲着汽车喊了一声:
“车门没关!”

我检查了一下我旁边的车门,没有问题,便提醒后排右侧的姐妹都看一下车门是否关好,她们都说门关好了。结果前行了没多远,又一位骑自行车的学生喊到:
“车门没关!”

我让开车的女司机把车停在路旁,让后面的姐妹都再查一下后面右侧车门是否关好了。结果发现,确实没有关上!

实在是主在借着那些孩子们提醒着我们,否则高速行使的汽车在爬山盘旋公路上,势必发生可怕的后果。

我在车上趁势给那位出租车司机传福音,就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她突然说:

“很稀奇,当我心里面正有个意念要接受耶稣的时候,长期因着风湿困扰我的右脚突然不疼了,和左脚完全是一样的感觉了!”

我们知道,这是神做了事情,也是祂听了祂使女祷告的结果。

岳母的爱心不仅是体现在对子女的身上,而且体现在对待岳父的身上。

在岳父临离世前七八年的时候,因着冬季用蜂窝煤炉子取暖,导致有天晚上岳父和岳母都一氧化碳中毒,岳母很快就康复了,但是岳父从那个时候到离世,落在了老年痴呆症的困扰中,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有次我在午饭后问他吃饭了没有,老人回答说:“那谁知道。”

岳父生活起居种种的负担就主要落在了岳母的身上。她却毫无怨言,在神在人面前,都没有留下亏欠与遗憾。

岳母不仅在自己的亲人面前常显出爱心,而且对待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是存着极大的爱心。

刘慰芳老姐妹早年就读于沈阳的一所神学院,后来在西北服事,十年文革中受了极大的逼迫,为了事奉常常是东躲西藏。刘慰芳姐妹到了晚年的时候,岳母认为教会应当“乐意接待远人”(多1:8),于是和教会其他同工交通后,接纳了神的这位使女,在生活上尽量予以照顾,使其事奉没有后顾之忧,也有个落脚的地方,直到这位姐妹离世。

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

愿恩主借着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兴起更多的见证人来!阿们!


武毅  中国大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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