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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是如何传到广东沿海一带的?
——粤福音纪事
2018/8/9 15:38:18
读者:4207
■杨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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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福音纪事

 

文/杨以撒

生命季刊微信专稿

 

福音先锋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15

 

粤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成为早期更正教福音传华的主要语言载体之一。

 

自秦朝起,经历朝代更迭的中原人,部分南下至岭南地区,与当地土著混居后,逐渐形成了以粤语为主要口语的族群。粤语,又称广东话,是两广地区的主要通行用语,香港和澳门地区官方用语,也是东南亚乃至欧美地区华人社会的一大流通用语。这里的粤语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单指标准粤语(广府话),还包含了两广地区许多相近方言,例如在北美第一代移民中盛行的台山话。

 

粤语曾经作为早期对华宣教的前线工具,在华人福音传播事工上有着重要的席位。而论到传福音的预备事工,圣经翻译是一大要素。

 

早在十六世纪的明朝,罗马天主教就尝试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受限于当时官方的不重视,印刷技术水平也不高,翻译工作非常零散,没有广泛传播。后来,耶稣会专门将沈福宗等改信天主教的年轻中国学者带回欧洲,以期达到双方了解沟通的目的,然而收效甚微。沈福宗(Michael Shen Fu-Tsung)于1680年代前往欧洲,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受法英两国君主高规格接待的中国人,此事都未曾显著记载在中国史册上,倒是西方史中对此有所记录。由此可见,当时的朝廷上下,并未把福音放在心上。

 

资料图片01:沈福宗

 

直至清朝,由于与罗马天主教廷在礼仪之事(主要是祭祖的问题)上谈崩了,雍正皇帝于1723年下旨禁止一切外国传教士来华宣教。到了1757年,乾隆更进一步锁关,沿海口岸仅留广州的十三行片区给外国人前来经商,商业以外的活动一概严禁。

 

在这种阴云笼罩的境况中,千里之外的伦敦,一位年轻人正在向神祷告,祈求主为他开通一条艰险的路,去福音的“禁区”——中国。这位年轻人名为马礼逊,来自伦敦差会。

 

他最终克服重重困难,于1807年来到中国,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中辗转于澳门,香港和广州十三行这些粤语地区,用极其有限的资源研究中国的语言,并于1823年正式通过批量印刷技术,印刷第一本完整翻译的中文圣经。

 

 

资料图片02:马礼逊

 

这个时期,马礼逊面对着两个主要问题。

 

一方面,粤民普遍对洋人非常排斥。明代来华的天主教传道士利玛窦早已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提出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也许是长期被中原边缘化后形成的无差别排外性;又也许是民众觉得官方和洋人勾结垄断,使本地人无利可图;又或许是当地宗族意识强盛,民风彪悍,在与洋人接触后一旦发生矛盾,可能上升到“族群争斗”的高度,进而对洋人这个整体产生排斥感。俨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直到如今,还有部分粤民将所有不同肤色的外国人统称为“番鬼”。)

 

另一方面,官方势力也是严重的阻碍,清政府严禁普通民众与洋人的接触。而当新教来华时,已经在澳门的天主教人士曾出面驱赶宣教士,是一股相当大的阻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马礼逊要融入华人社会,尤其是粤语族群,当真是极其艰难的事情。

 

资料图片03:广州十三行

 

马礼逊的主要工作是透过文字和语言的。他不仅翻译了圣经,还学习古汉语和粤语,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编制了中英双语词典。另外,他也设立了现代印刷行,用平版印刷术印制圣经、辞典、福音资料。

 

资料图片04:马礼逊译制的圣经

 

在印刷行的主要华人助手是来自高明(如今佛山市高明区)的梁发。这位梁发后来信主,成为第一位华人宣教士。他创作并印制了《劝世良言》,向一批批准备考取功名的文人宣教。在这群文人当中,有一位颇不安分的落榜青年,他在街头接到了这样的宣教资料后,脑子里开始激烈运转,自编了一套救世理论,自此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太平天国运动,他就是洪秀全。这不是本文重点,从略。

 

马礼逊当时的同工并不多,除了几位中国工人,还有来自同一个差会的米怜夫妇(1813年来华,因受当地天主教驱逐,后长期在马六甲传道),还有1820年相识的美国商人大卫(被后人誉为“美国宣教之父”)。

 

英国差会踏出了第一步,此刻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大觉醒,教会的复兴带动大批宣教士开始热心祷告,求神为他们开通抢救灵魂之路。

 

1830年,美国的第一批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乘坐马礼逊之友大卫的船来到广州,向马礼逊学习中文和粤语。

 

很快,学者型的宣教士裨治文开始了他的文字事工。1832年,他主编出版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向当时在亚洲的宣教士们讲论中国文化和当下时事,是世界上第一本汉学期刊。在1847年移居上海之前,他主要定居在广州参与圣经和中文名著翻译等工作。直至1861年于上海逝世,裨治文将他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宣教事工。

 

另一边,此前一直活跃于东南亚的德国宣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也在鸦片战争前来到澳门及香港,着手翻译文理版圣经以及出版中文刊物《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1831年,1832年和1833年在中国海岸进行的三次航行日志)》。在他的资助下,以差派工人到中国传福音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传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这个差会在1854年派出了一位深深改变了中国宣教格局的人——戴德生。

 

郭士立的著作也影响了两位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位是向非洲宣教的传奇人物利文斯通博士(David Livingstone),他读了郭士立关于中国的介绍后,立志成为一名医学宣教士,并计划来华传教,后来因鸦片战争,被伦敦差会派向非洲。另一位甚至与郭士立有过面谈,并通过他了解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这些都建立了他不一样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影响了一代代的人,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世界瞬息万变,在历史长河里,各样的人物生平都交错在了一起。受呼召而宣教的工人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稳步前行,预定得救恩的都被主吸引与他们同行,但也有许多人与他们擦肩而过,仍将自己投入到颠沛流离的洪流当中去了。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宣教士们被准许在中国境内所有地方活动,广州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宣教的中心也逐渐向北移动。

 

粤语曾作为向华人宣教的有力工具之一,按照神所预定的时间,犹如在封闭的铁桶壁上凿出了一个小洞,在黑暗里坐着的人们,暮然发现有光透进来了。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福音416

 

杨以撒 中国大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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