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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基督教信仰
2015/5/30 21:15:14
读者:5062
■城郭
生命季刊 第29期 2004年3月
 
 
 
    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之后广泛流行的一股思潮。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思潮已经渗透到西方的文学、艺术、音乐、影视、哲学及宗教等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很多学者发现定义后现代主义及确定其起源的年代十分困难。尽管后现代主义的雏形可以追述到上个世纪初尼采的虚无主义1,但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形成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并于二十世纪末开始主导西方世界。严格地讲,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单一的思想,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混合体。各种思想、哲学及宗教均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之间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唯一联系这个混合体的,乃是他们共同对现代主义的反省与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了解后现代主义必须从认知现代主义开始。
 
一、现代主义的瓦解
 
    自从十七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一直主导着西方世界的思想领域。现代主义崇尚科学与理性,因此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神论运动。它以牛顿力学为其宇宙观的基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人类起源的假说,以弗洛依德的心理学来解释人类心灵的需要,并以人本为中心来认识世界。现代主义本质上与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对立,并完全否定创造论,否定人类被赎的必要性,甚至否定上帝的存在;因此牛顿力学的世界观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竟成为哲学领域的思想基础。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其理论的主要依据。“科学至上”使得人类对自身的能力充满了自信,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人仿佛可以依靠与生俱来的理性,建筑认识自身与世界所需要的一切准则。
 
    面对理性主义的挑战,以施莱马赫(Frederick Schleiermacher)为代表的自由派神学应运而生。为了回避基督教与现代主义科学与理性的冲突,自由派神学抛弃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转而强调个人的属灵经验。显然,这种妥协无助于维护基督教的信仰,同时神学上的分歧导致正统基督教派在反击现代主义上的软弱无力。因此在现代主义的逐步蚕食下,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不断地萎缩。
 
    现代主义的瓦解起源于其科学基础的崩溃2。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科学真理的认识,亦即科学真理同样具有相对性。物质不灭和宇宙永恒曾经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物质和能量是可以互相转化。目前广泛为科学界所接受的大爆炸理论则认为宇宙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有开始也有终结。关于物种起源,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逐渐引起科学界的质疑。生物科学的进步促使对达尔文主义批判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生命的存在并不是简单的物质转化所能解释的。
 
    随着现代主义科学基础的瓦解,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化和哲学的主要支柱也开始分崩离析。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3:(1)排除上帝存在的科学与哲学依据已不复存在;(2)现代主义未能提供行之有效的道德和社会标准;(3)人类渐渐地不再盲目地乐观认为科学与理性可以不断进步;(4)知识最终并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
 
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现实,粉碎了人类自救的神话。首先,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残酷无情地互相迫害,导致人们认真思考人类的出路在哪里。纳粹在欧洲的集中营、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屠杀以及其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极权暴政等等,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深重的烙印。事实证明,科学的发展与理性的思考,无法消灭人类本性的残暴。
 
    其次,人类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愈演愈烈,现代主义对此束手无策。第三,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亲身经历了由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核子战争的恐惧以及人口爆炸的危机等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最后,作为现代主义产物的共产主义运动惨遭失败。尽管这是有史以来人类依靠自己施行拯救的最伟大尝试,但是其惨痛的教训无疑是对人类理性至上莫大的讽刺。总而言之,人类道德水准的滑坡、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社会实践等现实构成了对现代主义反省的基础,同时也为后现代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省与批判,其本身并无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因此,对其评价与应对的策略显然也不应该是单一而僵化的。
 
    在基督教范围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差别。一部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持欢迎的态度4,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像现代主义那样否认上帝的存在,是基督教复兴的大好机会。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人类背叛上帝的又一高峰5,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极大威胁。鉴于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性,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均过于简单化。
 
    首先,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较其前身对宗教信仰有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这对于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但是同时后现代主义又极具人文主义的色彩,因此他们并无自动回归基督教信仰的倾向。其次,后现代主义同样具有抵挡基督教信仰的本性,只不过这种敌意以较为隐蔽的方式表达出来。再者,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均冠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但是其内容与形式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片面对后现代主义一律封杀,不仅没有果效,反而会对传播基督的救恩带来极大的伤害。因此,正确认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针对不同的思想采用不同的方式,是这个时代传福音工作的挑战。最后,应该指出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现代主义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乃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仍然威胁着基督教的信仰。
 
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主导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主宰这个时代。譬如,在西方世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传统正在持续不断地衰退中。目前欧洲的基督教已经完全丧失了其主导的地位,在北美,基督教对政治、文化及媒介等各方面的影响也在萎缩,而且近期内这种趋势毫无减弱的迹象。
 
    第二,基于对科学真理相对性的认同,后现代主义认可真理的相对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因此后现代主义很难接受圣经所启示的绝对真理和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
 
    第三,后现代主义虽然认同上帝的存在,但是这种上帝的观念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相去甚远。例如有些学者认为6,上帝并非全知全能,因此他无法单方面改变世界。换言之,人类可以和上帝分享神性,共同影响世界的进程。这个观点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第四个特性,亦即高举人文主义。他们认为人乃是万物之灵,人类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去影响或改变周围的环境。
 
    最后,后现代主义时代因其复杂的内涵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各种奇谈怪论,甚至违背人类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如同性恋等,十分容易为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所接纳。
 
    基于上述特点,后现代主义文化追求各种神秘宗教与法术。因而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宗教大流行的时代。近年来各种东方宗教因其神秘性而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印度教、伊斯兰教、瑜迦功、太极拳、各种气功和武术在西方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甚至几百年来一直在衰败中的佛教近年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同时西方原有的一些星相学、巫术、通灵术等等充斥着影视等大众媒体。这一切围绕着一个主题: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超然的能力去改变人类的命运,并进而参与灵界的事务。所以,后现代主义者面对福音的反应不是怀疑上帝是否存在,而是难以接受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
 
    除此以外,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渗透到基督教神学领域,并开始影响当代信徒的信仰与现实生活。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成长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之中,这一代年轻人正在渐渐地从教会中消失。随着西风东渐,后现代主义已经在东南亚、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发达地区登陆。预计不久的将来,后现代主义将成为新一代移民福音工作的主要障碍。
 
四、后基督教时代
 
    二十世纪初叶,全世界的基督徒主要集中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基督徒在全球的分布情况已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第三世界基督徒的人数不但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而且其迅猛发展的趋势有增无减。反观后现代主义主导下的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却在不断的衰退之中。基督教神学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进一步地分化,而教会对后现代主义缺乏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这一切导致信徒数量下降,教会老化并缺乏属灵的活力。处于这种环境中的海外华人教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西方不但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一些学者已经观察到圣经文化在西方社会中衰微的迹象,并大声疾呼教会应该奋起大力提倡圣经7。但是西方教会显然在这方面力不从心,这种对圣经的无知已经渐渐蔓延到教会内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的学者认为下面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圣经语言从西方文化中消失8:一方面教育系统未能有效地传递圣经及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内涵,另一方面教会疏于将基督教信仰与年轻一代的需要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和各种大众媒体的普及,现代社会正在加速远离圣经的年代,因此如何解读圣经、如何在后现代社会中应用圣经中的道德标准,对当代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时常令人感到困惑不解。为了建立在圣经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桥梁,自由派神学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修改正统基督教教义。但是其结果不但未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反而给基督教本身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神学毫无例外地再次经历分流与重组9。与历史上自由派神学的分流不同,这一次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两大阵营内部均出现相当程度的改变。这是后现代主义时代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基督教保守派的阵营中,传统主义者(tranditionalists)坚持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会传统,反对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他们认为基督教教义完全可以跨越所有的文化、语言、区域和时代,并无必要进行修改或以其他方式诠释。但是改革主义者(reformists)则强调在建设性的神学研究中应当继续寻求新的发现,在上帝的话语中寻求新的真理,以应付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另一方面,在自由派的阵营中,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承袭了十九世纪以来自由派神学的衣钵,而后自由派神学则继承了巴特(Karl Barth)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回归自由派神学之前的传统。后者以耶鲁神学院为主要代表,成为后现代主义时代基督教神学最为活跃的一个分支。
 
五、释经学的交锋
 
    现代主义流行之时,圣经曾经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批判。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圣经再次成为争战的焦点,不过这次不是来自外部的攻击,而是来自基督教内部对圣经的冷漠与无知。
 
    传统的释经学以历史──文法式(grammatico──historical)的方法去解释圣经,亦即按照圣经文法所表达的原意,结合当时历史和文化背景,总结出圣经本身所传达的真理,然后将这些真理应用到现实社会中。后自由派神学代表人物Lindbeck在他所倡议的神学体系(intratextual theology)中10,提出一种以文化──语言式(culture──linguistic)的释经方法去诠释圣经。基于这样的理论,解释经文乃是读者与圣经文本之间参与性的对话,以此达到相互的转化11。按照这种方法,圣经对于当代信徒的启示源于读者所涉及的语言,并非圣经所陈述的事件,也不是圣经作者的神学思想,更不是在于上帝向信徒群体所启示的真理。
 
    表面上,文化──语言式的解经法似乎较现代主义采用的科学实体式研究圣经的方法前进了一步。实质上,这种诠释经文的方法完全忽视原文作者的意图,使圣经的真理极大程度为读者的个体领会所左右。基于下面三点理由,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释经学完全否定了圣经所启示真理的普遍性和权威性。
 
    第一,圣经记载唯有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提后3:16),不是作者本身,更不是圣经的读者。历史──文法式的释经学首先精确地审查在作者时代经文的含义与所传达的神学思想,然后在圣灵的引领下将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传达处于不同时代的读者。其特色让经文自己说话,圣经真理在转达过程中最小程度受到读者主观的支配。文化──语言式的释经学实质上授予读者特权,并使其主导全部解释与阅读的过程。
 
    第二,圣经是圣灵藉着人类作者将上帝的话启示出来,因此圣灵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彼后1:19-21)。而且耶稣曾经说过圣经是不可废除的(马太5:17-18)。由此可见,圣灵对圣经作者的启示具有独特性,没有任何当代的信徒可以宣称拥有与先知和使徒同类的启示。文化──语言式的释经学因着忽视圣经作者的意图,实际上假定圣经的作者与当代的读者在圣灵的启示过程中具有相同的地位,因此极大地削弱了圣经的权威性。
 
    第三,正如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将引导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约16:13),但是值得注意圣灵这类启示的两个特性:(1)在圣经以外没有新的启示(启22:18-19);(2)上帝透过圣经向信徒启示真理(提后3:16)。所以用对话的方式去解读圣经,其后果是将读者的意念放在圣经之中,而不是从圣经中领受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综上所述,为了迎合后现代社会的口味,后现代主义的释经学歪曲了圣经中有关启示的真理,在教会和信徒之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尤其在那些规范读经教导不甚完备的地方,文化──语言式的释经学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严重削弱了神的话语在教会中的功用。
 
六、华人教会的挑战
 
    过去十年海外华人教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目前这种发展趋于平缓,华人教会进入了一个巩固与稳定增长的时期。如何在这个时期完善教会的管理体制,栽培大批委身信徒,调整教会发展策略是当务之急,也是华人教会能否进入一个新境界的关键。华人教会亟待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作出反应。
 
    首先,完善教会的管理体制。因着牧师与长执的责任划分不清,教会领袖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这已成为当今教会软弱的主要原因。一旦发生磨擦,又因缺少有效的调节机制而难以解决,最终多以教会分裂收场,致使教会蒙受极大的损失。
 
    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教会在管理上应尽量减少个人权威,注重团队事奉,同时充份强调个体参与的价值。当今教会体制充其量不过是将民主作为一种点缀,真正的民主制并非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辛杰米牧师每逢重大决定时,总是邀请教会的九位牧师一起祷告。当全部牧师一致同意后,才付诸实施。因为辛杰米牧师相信,上帝给他异象的同时,同样也会感动他的同工。这种民主的制度值得仿效。
 
    第二,更新教会的教导方式。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今日的信徒。或许会友开始抱怨主日讲道时间太长,或许他们对周五查经感到十分地沮丧,或许他们崇拜之后回家的路上已经忘却了牧师讲道的内容。诸如此类现象表明现有的教导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后现代人在电脑与其他媒体的轰炸之下,对信息的反应十分麻木。他们对没有图像、缺乏新意的说教接受能力极差。因此采用多媒体的技术,并以活泼多变的方式将讲道的信息表达出来,不但使上帝的话语容易被吸收,而且印象深刻。
 
    与此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方式的改变并非意味着基本信仰的改变。最近笔者在拜访一些华人教会时发现,一些讲道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无论形式与内容均发生了变化。讲道虽然妙趣横生,但是所引用的经文只不过是为了装饰而已。这种脱离圣经式的讲道是后现代主义腐蚀基督教的一个致命伤。
 
    第三,采用新策略对付新时代福音工作的挑战。目前教会福音工作仍然以针对现代主义为主。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年轻一代面对福音的挣扎却是完全不同的,如何调整现有的策略为基督赢得后现代人的灵魂是当代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
 
    遗憾的是,现今教会仍然沉浸于快速增长的自满之中,因着财力充实而对前途盲目乐观。在教会的发展方向上,强调稳妥而缺少开拓,重视信徒数量,但却对信徒灵命栽培缺少热情。由于对后现代主义普遍缺乏认识,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正在逐渐离开教会,教会对新移民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地减弱,年龄在35岁以下的成人信徒的比例也有下降的趋势。凡此种种为海外华人教会的长久发展埋下隐患,若不及时调整,华人教会有可能步西方教会衰败的后尘。
 
    第四,重视信徒的属灵生活。一个教会若只是以布道为导向,忽视信徒圣经上的装备与属灵生命的成长,当教会快速增长之时,这些尚未成熟的信徒不得不担负起领袖的责任,为此教会常常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当今信徒在工作、生活和事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个人灵修早已是支离破碎。而教会则忙于持续不断地组织各种活动,对信徒属灵上的挣扎漠不关心。其结果是信徒空有属灵的知识,缺乏属灵的生命。
 
    第五,以祷告带动复兴。华人教会的祷告会多半门可罗雀,与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不成比例。而且大多数的祷告仿佛例行公事,缺少痛悔和迫切的祈求。以这种不冷不热的祷告是不可能胜过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和韩国教会的复兴,与他们每天清晨的聚集祷告密切相关,对此海外华人教会应当予以借鉴。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对当代基督教信仰构成严重危害。唯希望华人教会对此有充份的认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机构、区域和教会之间的分隔,使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后现代主义时代海外华人心中的一盏明灯。
 
 
注释:
 
1.    Graham Ward, "Introduction: Where we stand," In Postmodern Theology, ed. Graham Ward (Oxford: Blackwell, 2001).
 
2.    James B. Miller, "The Emerging Postmodern World,"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ed. Frederic B. Burnha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 6-9.
 
3.    Diogenes Allen, "Christian Values in a Post-Christian Context,"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p. 21-25.
 
4.    Stanley J. Grenz and John R. Franke, Beyond Foundationalism: Shaping Theology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p. 22.
 
5.    Ibid., p. 19.
 
6.    David Ray Griffin, God and Religion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Thought, ed. David Ray Griffi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p.65.
 
7.    George A. Lindbeck, "The Church's Mission to a Postmodern Culture,"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8.    Grenz and Franke, Beyond Foundationalism, p.5-9.
 
9.     Ibid.
 
10. George A. Lindbeck, The Nature of Doctrine: Religion and Theology in a Postliberal Ag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4).
 
11. Sandra M. Schneiders, "Does the Bible Have a Postmodern Message?"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p. 60-63.
 
 
 
城郭  来自中国大陆,曾在美国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现在达拉斯神学院攻读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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