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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ife
上好的福分
2013/4/7 20:45:15
读者:3411
■亦文
生命季刊 第40期 2006年12月

 

 

当我还在读大学时,曾在《南极光》(纽西兰唯一一份中文基督教月报)上读到一位牧师的见证:他和我一样来自上海,一直渴望能走上全职奉献的道路,但那份不上不下的工作成了他的鸡肋。总算有一天,公司关门大吉,他也彻底解脱出来,由衷地说:“主啊,终于可以来给你打工了!”当时,我虽巴不得也能马上像他那样加入为神打工的行列,却还有一种不甘心:“我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正式工作过,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奉献自己?”
 
几年后,参加上海的一个家庭聚会,接待我的那位老姐妹如此介绍我:“Y姐妹放弃了在新西兰很好的事业,回到国内来事奉神。”我心里泛起苦涩的自嘲——当时,我只是一家大公司里一名朝九晚五重复单一工作的普通文员;放弃那份工作,与其说是牺牲,不如说是解脱。回到国内,也主要为了与家人团聚,而非事奉神。那时的祷告,更为负气:“如果你要使用我,请先给我一个好工作,我放弃那个工作再来投奔你时,也比较有面子,免得人说我是因为混不下去才到教会谋生路的。”
 
不久,有人邀请我回纽西兰一起成立公司,开办学校。短短一年里,核心成员陆续都成了基督徒,所以神非常祝福这一事业;尽管政策与市场一变再变,我们的学校不仅生存下来,并且发展成一个颇有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多人都很羡慕我年纪轻轻,就有这样成功的事业。我虽然知道,这还不是上好的,也没有忘记以前那些得寸进尺的祷告;然而,要放弃这份产业,已经不是很容易了。
 
有些弟兄姐妹,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将自己奉献给主,得到主的医治后,他们便出来全职传道。每次听到这样的见证,心头就会掠过这样的想法:“神,你让我生一场大病吧,再救活我;等我死过一次、对这个世界已成废物后再事奉你,就没有压力了。”然而,神不试探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已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不需要通过病得医治来重现这一过程。
 
在所属的家庭团契中,我是最年轻的,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来日方长。有一次回国做常规体检,拿着化验单,在医院的指示牌上寻找当去的科室:内科、妇科、眼科、五官科、皮肤科、心脏科、牙科、泌尿科......我忽然发现,几乎每个科室我都该去挂号,几乎身体的每一方面都需要检查和调治——我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
 
回到纽西兰,和一位年长的台湾姊妹通电话:她的先生前几年蒙召,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去读神学院,毕业后在一个华人教会事奉,因为工作压力大,旧病复发,不得不辞职回原居地调养。放下电话,心中大为感慨:年轻时奉献不容易,年长时奉献就容易吗?当然,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不同,每个人蒙召的时间也不同;但是已被神的灵屡屡感动的我,究竟还要推诿到几时?难道真的等到五六十岁,按世界的标准也该退休的时候,再回来找神吗?那样与其说是我奉献给神,还不如说神收容了我。教会收奉献时常唱的诗歌从耳边响起:“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年轻的力量。”都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有什么比年轻更好呢?
 
我迟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神要我如何事奉他。刚信主时,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内地宣教与培训的报导,居然感动得涕泗交流。这一感动从未消失过,以至于即使读到林语堂先生《吾国与吾民》的英文书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那样平实的语词,心里也会荡漾起一种伤感的柔情。但是神要我为“吾国与吾民”作些什么呢?最初的七八年,我在教会的事奉以传译和分享为主,虽然带领了几个亲友信主,每月主持小小的查经聚会,但是我还想为神作更大的事。直到有一天,神把我带到“文字事奉”的领域,举目望田,我看到了大片的旷野。从传译到写作,神将我的事奉从“有声”挪向“无声”。无声的事奉,可以“蒙头”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事奉,岂非更适合姐妹在教会中的位份,更合乎“沉静学道”的原则?
 
如果神真的要使用我的笔,他一定会让我的处女作出版。虽然那时《南极光》月报已在连载我的小说,我向神求的则是单行本。认真说起来,我的中文教育只有初三水平;出国后,英语没学好,中文却大大退步。除了几篇见证短文外,没发表过什么作品。纽西兰的出版商固然不肯印刷中文书,大陆的出版社也不敢涉嫌宣教内容的书籍,而港、台、星、马的出版界又凭什么承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然而,神所预备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一家台湾的大书房愿意出版这本书,一位资深的历史教授同意为我写序,一项基督教文学奖颁发给我最高的奖项。
 
在此之前,我也在等待一家纽西兰出版社审阅我的硕士论文,希望他们能够出版。虽然编辑们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一直以搬家为理由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不作进一步答复。等到小说出版后,我便把论文从出版社要了回来。我知道,神给我开了一扇门,也关了一扇门:如果我的第一本书不是属灵作品,而是硕士论文,也许我今天的路将完全两样。我曾经是多么热衷于学术研究,是神让我看到了人智的有限与可笑。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做学问的人。
 
我所从事的文字事奉,需要查考大量的中文史料;只有常住国内,才有这样的条件。外子一直很支持我写作,外子的家人,不论信主与否,至少也都能接纳我“不务正业”的“生活方式”。不论主内的文友如何艳羡,我不得不强调:这种“王后的位份”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压力。在家工作,需要更多的自律和节制,才不至于成为“又懒又恶”的婢女。尽管神从未拒签我的病假条与事假条,但如果一天不为主工作,心中自然能感觉到圣灵的责备与催促。
 
外子回国多年,换了几次工作,总不如意。如果他能稳定下来,我才能安心地“坐家”。他一连两家公司的面试,都在最后一轮被筛下来。第三家公司要是再不成功,估计猎头的耐心就到头了。那家公司正是他一直向往的世界五百强之一,外子有点沉不住气了:“你是不是跟神说过,如果你出来事奉他,就给我一份好工作?”我怕他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便以退为守:“焉知你现在的工作,不是神给你的那份好工作?”第一次面试回来,外子告诉我,公司原来邀请面试的是一个和他同姓名、同性别、同年龄而工作经验比他更合适的申请人,直到面试开始,对方才发现简历对不上号。也许正因有这一番阴差阳错,大家竟谈得很投机。第二次面试也很顺利。第三次面试,外子特意请假在家预备,然而神所应许的不是靠人力争竞能得到的,回到家里,外子沮丧地告诉我,他的表现失常,多半不会被录用了。因为不甘心,那晚他拉着我一起祷告:“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就,绝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而是完全出于你。”
 
于是,他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外子去新公司报到。上工前夜,他在电子信里说:“记得我们去参加灵修,讲员都会问我们愿不愿意事奉基督。每次我们都站起来,然而真正坚持并且有行动的,还是你。”其实,因为我内向的性格,我从来没站起来过;我也绝不敢说那些站起来的人中没有“坚持并且有行动的”。但是,神看见了我内心那一次次“起立”,便引领我到如今。
 
万事俱备,但是我始终无法辞去学校的职务,应聘来接替我的新员工不是自己出了问题,就是家人出了问题。一连几次下来,合伙人堂兄夫妇再次和我谈起去与留的问题:“你看,为了放你走,‘害’了多少人?你要事奉神,我们都支持。教会里的W长老、L弟兄,不也是一边工作、一边事奉,你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们那样?学校越办越大,你就忍心丢下我们走了?”
 
我是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当然也不忍心看到共同建立起来的事业因自己的离去而受亏损。忧忧愁愁地回到家,我在枕头上流着眼泪问神,当何去何从。虽然我在圣经上下的功夫很少,也没有神亲自向我说话的经历,神却把一句我不很熟悉的经文放到我的心里:“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哦,我如何背弃神交给我的使命,怎能将我“右手的技巧”消磨在没有永恒价值的公文信件和申请报告里!
 
过了两天,我把这句经文以及对我的含义告诉了堂嫂,她颇为理解地说:“你要写书,每隔一段时间放你几个星期的假;要收集资料,每年让你回去买一次书,不是一样可以在纽西兰事奉嘛,何必一定要回国呢?”还能有比这更宽厚体谅的雇主吗?我又一次忧忧愁愁地回到家,再次求问神。神怜悯我,又给了我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你喂养我的小羊。”那时,我已经很久没看约翰福音了,但我立刻明白神指的是谁:我的羊都在国内;我不在,她们便得不到喂养。中文小说或许可以在英语国家写,但是牧养羊群,却无法遥控。
 
没过多久,有人退股,堂兄问我要不要买下来,我说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委身学校的意愿。堂兄瞪了我一眼:没有钱还可以商量,没有意愿则无药可救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深知是抢不过神的。现在,虽然我还不能彻底辞职,每年却有八到九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全时间使用“右手的技巧”,从百基拉、亚居拉式的“带职”事奉,过渡到了保罗式的带职“事奉”。每月一次的聚会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但神又兴起一个每周一次的查经小组,使我得以喂养住宅小区里的“小羊”。
 
神让我在上海、奥克兰两地奔走,其实用心良苦。当我深入到神所呼召我的事工中后,我才发现,光靠国内的中文材料和教会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纽西兰虽小,却提供了一个培灵、退修、收集、采风的平台,使属灵生命得到多方位的造就。每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在英语背景的基督教国家居住,也使笔下西方宣教士的原型不致枯竭。
 
在大陆,基督教文字事工鲜有空间,纽西兰的华人文风也极薄弱;尤其看到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在电子邮件中向我介绍的各样书籍、人物及聚会,很多都是我从未听说、也无法接触的,艳羡之余,更能感受到大陆和纽西兰属灵资源的匮乏。若按人的眼光,实在应该拣选一位来自港台、移民北美、受过文史教育和神学训练的专家从事这项工作。这些条件,我一样都不具备。
 
然而,神不会因为纽西兰偏居一隅、小国寡民,而剥夺我蒙召的机会;我纵然心存基甸式的疑惑,也不可推卸神的托付。固然,“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但与我同行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在纽西兰的一个聚会中,被人介绍与一位来自上海、负责某个辅导专栏的姐妹见面。她毫不犹豫地说:“上海领受了那么多恩典,应该有更多的上海人出来事奉。”至少,作为上海人,我没有任何借口。
 
一位属灵前辈,当被邀请写自传时,曾以“盖棺定论”的古训来推辞:作为一个软弱的人,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持守那最好的到最后。如果见证发表后,自己却跌倒了,反而会成为大家的绊脚石。这也是我迟迟不愿公开这些经历的原因之一;然而,保守我们不失脚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胜于一切的雇主,他既已呼召了我,便会对我负责到底,用恩典容忍我的软弱,用大能补足我的缺乏。往事在心里珍藏得久了,便只剩了骨架。趁记忆犹新的时候写下这些见证,不仅可以“坚固我的弟兄”,而且日后若有怀疑、软弱、枯竭的时候,可以籍此数算主的恩典,求主更新我,使我重新得力。
 
学校的实习大厅里,挂着一幅咖啡商的广告:Life is too short to drink bad coffee (咖啡喝了次等,白白浪费人生)。选择饮料尚且如此,何况人生的目标?!每每从那幅广告画下经过,心里都暗暗向神呼求:但愿我已拣选了那上好的“咖啡”,但愿我献给你的,也是上好的。
 
 
亦文 上海人,旅居纽西兰,2005年起发表文艺作品:《无名的麦种》(获2005年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年奖)、《波斯王后》、《戏说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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