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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新约抄本背后的属灵争战(含音频/视频)
——“现代鉴定文本”使神的话处在不断的改变和“进化”过程中
2021/2/2 17:42:38
读者:913
■周屈刚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1536)

 

新约抄本

圣经译本与灵命成长(2)

 

文 | 周屈刚

生命季刊微信专稿

 

编者按:

本文为周屈刚传道根据自己在2020中国福音大会的专题信息“圣经译本与灵命成长”整理而成的文章,原文较长,今天发表的是该文的第二部分。

 

以下视频为周屈刚传道在“中国福音大会2020”12月30日下午的专题信息,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识别观看:

 

 

请阅读本系列第一部分:

1. “默示”到底是什么意思?进来学习(含音频/视频)

 

本篇信息音频如下(作者根据自己的专题整理成文,与音频内容相同但并不是逐字朗读):

 

新约抄本:公认文本

 

“目前,公认文本这个术语一般是指所有遵循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早期印刷版本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但是,这个术语最开始是指埃尔泽维尔兄弟(Elzevir)在1633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术语也在广义上包括来自同样的拜占庭文本类型、代表十六世纪以前大多数希腊文新约抄本的各种希腊文新约版本。”[1]

 

“公认文本所使用的希腊文文本类型是拜占庭文本类型。之所以使用“拜占庭”的名字,是因为该文本类型是东方希腊文教会所使用、传递、和保存的新约希腊文抄本的文本类型。因为该文本类型是由教会传递和保存,它也被称为传统文本或教会文本。至少从第四世纪开始,直到宗教改革时期,该文本类型一直是希腊教会使用的文本类型。”[2] “约翰伯根(John Burgon)的作品也证明,无数早期教父所使用的基本文本类型与目前所知道的拜占庭文本类型是相同的。”[3]

 

在新约的各种早期抄本中,现有5,813卷希腊文抄本,8,000卷拉丁文抄本,1,000卷其它语言抄本。在希腊文抄本中,“有95%之多”的抄本属于拜占庭文本类型。[4]而且,拜占庭文本类型也是首次公开印刷出版的希腊文新约所使用的文本类型。公认文本也是新教正典的标准,是丁道尔、1611年英皇钦定版的译者们、宗教改革时期的其它译本所共同使用的文本。总之,公认文本是历史悠久、稳定统一、现存抄本最多、大公教会广泛使用的文本。

 

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所有英文圣经所依据的希腊文新约主要都是公认文本。但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世界大战的历史巨变中,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怀疑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自然、容易、本能地接受所谓“科学”、“先进”的新事物,怀疑和挑战一切传统、正统和权威。

 

在十九世纪末,这一影响也延伸到了圣经文本和翻译领域。人们开始怀疑和挑战我们信仰的根基——上帝的话、教会正统的公认文本、传统的英文译本英皇钦定版(KJV),接受所谓“科学”、“客观”、经过“学者们科学和客观考证”、“先进”的现代鉴定文本和各种新译本。该趋势和潮流起源于西方,也通过大学、神学院、各种机构、学术界影响了《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和绝大多数中文新约圣经的翻译。

 

具体来说, 随着考古中发现的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多样化的希腊文新约抄本涌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斟酌和思考最新发现的经文和他们所熟悉的公认文本经文之间的区别。格利斯巴赫(Griebach, 1775–1777) 和拉赫曼(Lachmann, 1831)最终脱离了公认文本,出版发行了他们自己重建的希腊文新约。但是一直到1881年,随着由韦斯科特(B. F. Westcott )和霍特(F. H. A. Hort)所编辑的希腊文新约的出现,才开始产生了第一个不是基于公认文本但影响比较大的英文新约译本,即英文修订版(Revised Version)。二十世纪出版发行的希腊文新约基本上都遵循了韦斯科特和霍特的经文鉴定方法和方向。其中最成功的是涅斯理和阿蓝德 (NA) 和联合圣经公会(UBS)出版发行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绝大多数当代福音派新约学者和神学院都认为现代鉴定文本优于公认文本。所有的英文译本,除了英皇钦定版(KJV)、新英皇钦定版(NKJV)、现代英文版(MEV)之外,都是根据现代鉴定文本翻译的。几乎所有的中文译本也都是根据现代鉴定文本或其英文译本翻译的,包括广为弟兄姐妹钟爱的和合本。但是在和合本翻译之时(1890-1919),新教自由主义(Protestant Liberalism)和现代经文鉴定学(Textual Criticism)的影响还不像现在这样无孔不入、深入人心,所以和合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公认文本的传统。在当代各种中文译本中,唯一的例外是三一圣经公会目前正在翻译的中文译本,是完全根据公认文本希腊文原文新约翻译的。[5] 

 

然而,根据圣经,教会应当使用的是公认文本,而不是现代鉴定文本。

 

第一,公认文本的基石是上帝的护理和基督徒对上帝护理的信心(faith),而不是人的理性(reason)。公认文本所尊重的是教会的传承和权柄,而不是学者的学术权柄。上帝的话保存在教会里,而不是保存在山洞里(The word of God is preserved in His churches, not in the caves)。

 

公认文本是上帝在历世历代在教会中所传递和保守的文本,而构成现代鉴定文本的亚历山大文本类型仅仅是在最近100多年才被广泛使用。比如,最负盛名的西乃抄本是1840年左后在西乃山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废纸桶里被发现的。同样,梵蒂冈抄本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一直存放在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里,无人接触,也无人能去接触。如果上帝在18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赐给教会的是漏洞百出和肢解不全的文本,并且让教会持续使用,这实在是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的。

 

第二,有些对现代鉴定文本进行编辑和定稿的学者们甚至不相信、不接受圣经的无谬和无误,他们没有权柄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决定哪些是上帝的话,哪些不是上帝的话!

 

比如,像寇尔特·阿蓝德博士(Dr. KurtAland)这样受人尊敬的经文鉴定学者,也就是目前通用的希腊文新约的主编和冠名者,认为“使徒不是四福音书、大公书信、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的作者”,而且怀疑“有几本新约书卷不属于圣经正典”,尤其是希伯来书、彼得前书、雅各书、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6]

 

上帝的儿女相信学术过于相信上帝的护理,轻易接受学者的结论,即公认文本是有误的,而且没有尊崇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把“元首”的权柄拱手让给不信的人,让他们编辑和决定什么是圣经,这不符合圣经和上帝的旨意。

 

第三,在现代经文鉴定文本中,经文的选择取决于个人的判断和偏见,总是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过程之中。因为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现代鉴定文本的学者们把考古的新发现不断地吸收到现代鉴定文本中,经文鉴定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断在改变,所以,他们的判断和结论也不断在改变。

 

比如,联合圣经公会迄今为止出版了五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1966, 1968, 1975, 1983, 2014)。其经文脚注包含了经文鉴定编辑委员会对某处经文选择确定性的评估,按照英文大写字母排序,A代表非常确定,D代表非常不确定。非常明显,他们的评估在这五版当中有很大的差异。[7]  

 

所以,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资源所结出的成果——现代鉴定文本不仅不能确定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反而使上帝的话处在不断的改变和“进化”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即使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上帝的话还是不确定的,而且将来也不能确定。

 

第四,有些人可能认为伊拉斯谟(Erasmus)的第一版希腊文新约“仅仅使用了在当时可以得到的有限的抄本”,而且“他有可能是在匆忙之中出版了他的既有希腊文又有拉丁文的新约版本。”但是,他所使用的抄本虽然不多,却“客观地代表了当时可以得到的绝大多数抄本。”另外,他的版本并不是最终的公认文本,也不是决定性的。众多的学者,包括他和他的继承者,长年累月地辛勤工作,继续参考更多的抄本,出版了目前的各种公认文本。[8]

 

第五,在经文鉴定学者们所编纂、重建、定稿的现代鉴定文本中,许多重要的经文被删除、被改变、或被加以括号注明不在“古老的手稿”或“古卷”中。弟兄姐妹在阅读圣经时,不时会碰到小体字、斜体字、括号或脚注,声称“该经文不在古卷中”等等,就是这个原因。对某些经文的删减是现代鉴定文本的最显著特色。与公认文本相比,“梵蒂冈手稿在福音书中就删减了2,877个字;而西乃手稿在福音书中删减了3,455个字。在整个新约中,现代鉴定文本的删减估计有200节(相当于整个的彼得前后书)之多。”[9]

 

现代鉴定文本删除或加括号的其它重要经文有:

 

马太福音 6:13节:“因为国度、能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关于门徒的不信和大使命的马可福音16:9-20,路加福音 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关于通奸时被抓到的妇人的约翰福音7:53–8:11,

 

使徒行传 8:37:“腓利说:如果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罗马书16:25–27:“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毋庸置疑,这些都是何等重要和宝贵的经文!

 

感谢上帝的护理,目前现代鉴定文本与公认文本的区别还不足以影响基督徒的基本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否认根据现代鉴定文本所翻译的译本是上帝的话。

 

但是,现代鉴定文本所代表的把上帝排除在外、以人为本、高举理性和学术的思潮及其方法论,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新约希腊文抄本的确定和新约翻译,是值得基督徒警醒的。假设在不久的将来,某些学者声称在某个山洞里发现了最早的最权威的新约希腊文抄本,而且这最新发现的抄本又与传统的文本有根本的差异,基督徒该何去何从呢?(待续)

 


注释:

 

[1] G. W. Anderson and D. E. Anderson, The Received Text: A Brief Look at the Textus Receptus. London: TBS, 1999, from www.tbsbibles.org/pdf_information/202-1.pdf, p. 2.

[2] Einwechter, p. 21.

[3] TBS, What Today’s Christian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p. 2.

[4] J. Harold Greenlee,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Peabody: Hendrickson, 1995, p. 7.

[5] www.tbsbibles.org,三一本。

[6] A. Hembd, What Today’s Christian Needs to Know about Dr. Kurt Aland. London, England: 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2007, pp. 5-7.

[7] Aland and Aland,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tuttgart, Germany: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66, 1968, 1975, 1983, 2014.  

[8] Anderson, p. 2.

[9] TBS, What Today’s Christian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p. 3, 6.

 

周屈刚 2000年来美攻读MBA时,蒙恩听到福音得救。后蒙召入读芝 加哥三一神学院等院校,获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MDV及THM)。曾在底特律牧会,现主要从事圣经的翻译,同时牧会。曾在《生命季刊》、《生命与信仰 》以及生命季刊微信发表多篇信仰探讨和灵命成长的深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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