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 (3)

文/李以撒

《生命季刊》第115期

请阅读本文上篇：

我的母亲张素娥(1)

我的母亲张素娥(2)

音频为郭光明弟兄朗读：

我的母亲张素娥(3)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文革中，母亲帮助同学吴爱华。吴受到冲击，精神病复发。1969年初吴爱华病情严重，半夜抱着儿子来到我家，告诉母亲她家有鬼，钟在移动，报纸在桌上抖动，害怕极了。母亲就与吴爱华跪下祷告，为吴爱华赶鬼。祷告到很晚。第二天早上起床吴爱华说今晚睡得最好，身体有点恢复正常，母亲就经常看望她，一起祷告，慢慢地使她恢复完全正常，可以上班工作。

第二位梁尚荣医生，丈夫被判教养四年，而后留在劳改农场工作，只有一年一次探亲假。在文革中，母亲在隔离前一天被关进“牛棚”。梁医生的父亲是国民党教育部官员，姐姐是北京中共高级干部。梁医生信耶稣，嫁给传道人俞崇恩。公公是上海第一位殉道者俞成华。梁医生与婆婆住在一起，被抄五次家，华山医院人事科听梁医生姐姐的话，要梁医生离婚，说已为梁医生找好人，再嫁高干，到北京工作。梁医生坚决不离婚。母亲多次去梁医生家安慰梁医生，说俞弟兄没有错，是为主受苦，要持守信心。梁医生姐姐还亲自来上海劝说，梁医生还是坚持到最后，不同意离婚。母亲在被解除隔离后，就经常带着我去探望她所熟悉的人，不断在信仰上彼此勉励，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怕，只要信。这段时间是母亲追求属灵生命最好的时期，因她尝到主恩滋味，虽然经历苦难，却有神同在。

1973年6月底，母亲去云南芒市巡回医疗，母亲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好好工作。别人绣花，做自己的事情，母亲就看门诊，给病人治病。一般病人不卫生，有炎症，或者有疟疾，母亲教赤脚医生常见病治疗，如何吊针等医疗常识。一年后在云南开表彰大会，表扬三人，其中有我母亲。回到华山医院，结果说母亲是反革命家属不好表扬。母亲也不在乎表扬，只在乎神的喜悦。

云南回来后，母亲不断去看望在文革中的软弱者，让他们恢复起初的爱心。在家里接待初信者，给初信者讲基本要道，认识真神。所以家里经常不定期地聚会。虽然1975年4月严打基督教，一些传福音的人被抓，但是并没有拦阻福音的传播。好多人因生病，家庭困苦，受冲击的孤独，都在寻找真理。

文革在1976年10月结束后，家庭聚会开始慢慢形成，传道人在回家探亲之时能有分享信息。在上海被限制的牧者和传道人也参与在聚会之中。都是不固定时间，经常临时请传道人，再个别通知的方式来聚会。我们家，母亲根据休息时间安排聚会，直到1980年母亲离开脑外科，到放射治疗病房工作，就固定周六上午有聚会，到1986年我妻子周四休息，就固定周四上午聚会。直至1995年底房屋动迁，另搬他处。

母亲事奉的一方面聚会讲真理，另一方面，母亲帮助弟兄姐妹、传道人看病，告诉他们何种身体状况需要做哪方面的检查。

危重的传道人病人中，第一位是王道同弟兄。1979年他从监狱回上海，没有退休工资，妻子，女儿不愿意接待他，仅让他在家里睡觉，还要交生活费。王道同完全依靠弟兄姐妹的爱心支持，使他有基本生活费，可以外出聚会，带领弟兄姐妹学习圣经。1979年夏天，他胆囊结石突然发炎，高烧不退。母亲知道后，就陪他到华山医院急诊开刀，住院三周。母亲请医生给用好药，恢复得很快，住院费170多元（当时一般家庭拿不出这么多钱），家人不付。母亲在医院会计处担保，每月从她工资内扣除。

第二位是徐州培正中学读书时的校长，传道人李树华老师。她在徐州周围农村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她的侄女李秀兰姊妹，与李树华老师同住。1983年3月，李树华老师写信给我母亲，说李秀兰生病，希望母亲能见李秀兰最后一面。那年李秀兰73岁，李树华80岁。母亲与她们非常熟悉。母亲趁着5月1日可以多休息一天，晚上坐火车，第二天早上到，看了情况，就到徐州第二人民医院（原是教会医院）找医生，看片子，听医生介绍是肠癌四期，在右腹部有很大一块肿瘤。母亲就对李老师说：“我带李秀兰去上海治疗，很有可能就死在上海。你与她诀别吧！”李老师回答说：“秀兰你去吧！素娥带你去，我也放心。就是死在那里，我心里好受一点。”这件事轰动当地礼拜堂的弟兄姐妹和王恒心牧师（即培正中学最早的华人校长），大家都为李秀兰平安离世祷告。我母亲把她小妹妹（同父异母，我小姨比我大一岁）带来上海照顾李秀兰姊妹。周日5月1日早晨离开徐州，（全教堂在聚会开始前先为病人祷告），晚上到达上海，第二天送华山医院看病，医生不愿意接受。母亲说：“治死了，我们认账，只要给病人开刀。”母亲凭着信心祷告神，并努力向医生恳求。医生认识母亲，开刀非常顺利。连医生自己非常惊奇如此顺利，并用正在试验中的抗生素药给病人使用，不要花钱。非常感恩。李秀兰之前已经12个月不能吃饭，竟然两周时间就恢复，回到我家又休养两周，自己一个人回徐州，全教堂都惊奇，感恩神的大能。而后时日都无复发，直到95岁才离开世界。

第三位钱守奉姊妹，女传道，一生奉献服事神的教会。老年时患直肠癌，开刀后做了人工肛门。1987年9月感染炎症，高烧住院，我母亲陪她办手续，找主任医生用当时最先进的抗生素试验药，因为一般药都无效。钱姊妹正合适此药。她住院一个月无人照顾，母亲抽空去照顾，还欠医药费1900元，是母亲在退休工资中每月扣除15元，到1992年有弟兄姐妹帮助一千多元才还清欠费。后来母亲还要帮助购买清洗消毒用品。

第四位吴炳耀弟兄，传道人。他在监狱待了二十年，1978年底回老家，建立教会，而后建造教堂，还要讲道，把身体累垮，肝硬化。我家接待他在上海治病，他住浙江桐乡石门镇，离上海较近，常来上海复诊。到1988年底，肝硬化严重并且腹水，已无气力，我母亲在医院不断申购白蛋白针剂，并且还要送到当地为吴炳耀弟兄吊针，再回上海，几乎每月都要买好，用保温杯送到当地，在当地教会找可以打吊针的医生。每次都是我去送，坐下半夜火车到嘉兴，换长途汽车到桐乡，再换到石门的车，共需8个小时；午饭后再赶回上海，第二天要上班，非常辛苦。白蛋白药都是自费，是母亲付费。希望吴炳耀弟兄能多活在世上，更好地把桐乡教会建造牢固。因为桐乡教会正在发展，需要属灵长者引导。吴炳耀弟兄1990年秋离世，神在桐乡教会兴起一大批中青年教会柱石。事隔三十年，又涌现更多的青年传道人。

第五位王明道先生，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奠定者，也是摩西那样的领袖人物。他写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使家庭教会能分清“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可福音12：17）王明道弟兄被定反革命罪，判无期徒刑，妻子被判十五年。1980年被释放。1990年王明道弟兄九十岁，因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我母亲每天到王明道弟兄的家里做特别护理，护理得非常好，没有痛苦。1991年夏天，他平安慈祥地被主接去。那天是周日，我带着女儿同去他家。因那时还没有空调，聚会的空房间在床底下放着冰块降温。我将四岁的女儿一人放在床边凳子上，看着王明道弟兄，都没有惧怕。就像睡觉的样子。

第六位安徽泗县传道人姚禹弟兄。他不信耶稣前与人发生肢体冲突，胸口被戳一刀。后信主成为教会主要同工。因刀伤，于1994年来上海中山医院看心脏科，需开刀治病，花费一万多元。我母亲代付一万元，出院住我家休养半月，回家后继续事奉传福音，建立教会，太累，于2004年自己再次来上海仁济医院，心脏又开一刀（修补心脏）。没告诉我母亲。等出院结账缺6000元费用，无法出院，家里没钱，也借不到钱，只能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帮助。我母亲二话不说，将要装修房子的钱，立刻要我送到仁济医院，让姚禹弟兄出院。我母亲爱传道人，知道传道人不容易，放下一切，跟随服事教会，她做的是理所应当的。

第七位是安徽灵璧县张永谋弟兄。他是孤儿，因贫穷生病，经常外出要饭。到外县听见福音，信了耶稣，听讲道。因他不识字，没上过学，知道一些皮毛道理，就回到灵璧县一边要饭，一边传福音。慢慢地有人信主，张永谋弟兄到徐州请李树华老师到灵璧县去讲真理，去了多次，信主的人多起来，张永谋弟兄到处请传道人来讲道，栽培，建立教会。因他是第一个信主，但是知识短缺，见识不够，始终是一个传基本道理的传道人。教会弟兄也尊重他。他也为教会做了许多工作，外出去取属灵书籍，碟片，他认识较多的传道人，有这些资源。但是张永谋弟兄身体体质很差，年轻时就肝硬化。到了1998年1月，47岁时大量吐血，肝硬化腹水，教会为他打造一口棺材放在家里，就等断气放进去。一天张永谋弟兄忽然说，他要到上海看张阿姨，让张阿姨看自己是否还有救。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母亲。母亲那时正在六灶管理老人院。听电话让当地教会送张永谋弟兄来上海。母亲隔天到家，第二天一早张永谋弟兄妻子和四位弟兄将他抬到我家楼下。我母亲起床就送华山医院急诊检查，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曲张，即刻住院抢救，开刀住院三周，费用是母亲代付（一万元）。出院夫妻二人就到六灶老人院休养。我母亲为张永谋弟兄调理饮食，住半年回家，继续服事教会，到至今27年整，还活得好好的。（待续)

李以撒 中国大陆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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