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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望一:无价珍宝,代代相传
2017/5/13 10:11:27
读者:5052
■李望一

 

(上图为作者与丈夫在“跨世纪聚会”中决志奉献事奉神。

 

无价珍宝,代代相传

 

文/李望一

《生命与信仰》第15期 

 

青梅竹马

 

我和刘康认识的时候,我4岁,他6岁。我的母亲和他的父亲是北京“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的同事,我们同住在东交民巷的医院宿舍大院里。小时候我们和许多小朋友一起玩,冬天在院中一起滑冰,只要我一摔倒,他一定跑到我家,向大人报告:“小妹又摔跤了!”所以,每当此时,刘康总是比别的小朋友显得更加激动和忙碌,“重任在身”,往来于冰场和我家之间。

 

童年的生活美好而短暂,不久我们先后搬离了宿舍大院。该上中学时,刘康曾和他父亲来我家,请我父亲(曾任音乐老师)看看他能否报考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声乐。我父亲发现他很有唱歌的天赋,还开玩笑说:“真不愧为余叔岩老前辈的后代!”(余叔岩是刘康的姥爷,梨园界知名的老生前辈。)那一天,我不在家。

 

我们再见面时,已是时隔20年后的1967年,彼此也都不认识对方了。他是北京中央歌剧院的男中音歌剧演员,我在中央乐团弹竖琴。那时,文艺界经常有联合聚会,有时在天安门广场,有时在各体育场馆、各剧场,刘康常常会看到我,甚至知道我哪一次和谁坐在一起;哪一次在广场和谁互换凉鞋;哪一次去小卖部买了什么,我却浑然不知。……直到有一天,当他的母亲和他提起:“也该交一个女朋友了”的时候,他却和母亲说:“我倒觉得中央乐团有一个女孩子挺不错的,个子高高的。”(他身高1米86,我身高1米73)他妈妈听了这话,觉得未免有些离谱:“你又不认识、不了解她,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男朋友?这些日子我倒是常常想起小妹(李望一)来,你们这些孩子中,我最喜欢她,要是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就好了。”刘康说:“恐怕她早有男朋友了!”

 

1967年,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排样板戏交响乐《沙家浜》,因乐队没有竖琴,我被临时借去参加排练、演出。那一段日子和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有一次集体观摩中央歌剧院的歌剧《红灯记》,散戏后,广播合唱团的章大哥叫我留下,我正在纳闷时,只见从后台走出一位还没卸妆的演员,啊!这不是刚刚在戏中扮演在粥棚里喝粥的那位大个子吗?只有一句台词:“呸!配给的,咯着我了!”看着我一脸的困惑,章大哥说:“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来我们团帮忙的中央乐团的小李,李望一;这是我的老同学、歌剧院的大康,刘康。”还加了一句:“人特好,忠厚老实!”只见刘康瞪大眼睛看着我,愕然之中带着惊喜,(原来他心里想着的和他妈妈心里想着的竟是同一个人啊!)我却还不知其中奥妙,只感觉太突然了,有些不悦,怪章大哥事先也不知会一声。

 

回到家中,我们都和自己的妈妈说起此事,我妈妈说:“大康呀!那可是个乖孩子,小时候,数他最关心、照顾你!”他妈妈的喜悦,自然不在话下……时隔20年,我们竟这样“经人介绍”又戏剧性的重逢了,实在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儿时的共同回忆遥远而亲切,友情的升华从心底渐渐燃起爱情的火花。中山公园、景山、北海、香山、动物园、北京展览馆、颐和园、圆明园……处处留下我们的足迹。

 

1967年,“造反有理”的年代,父亲单位的红卫兵拿刀子比着我的脖子抄了我们的家,父母亲已经感到面临的危机,他们怕自己无法保护女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和刘康于1968年1月20日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不久,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批判教育改造;母亲被揪斗隔离审查、关押在医院太平间隔壁的一间只有一个草席的小房间里。父母的工资均被冻结,每月只发55元生活费。

 

母亲的故事

 

母亲杨英贞1911年出生在一个基督的家庭,她的爷爷是农村一位虔诚基督徒,险被义和团砍杀。危难时刻,蒙神奇妙拯救。她的母亲12岁成为孤儿,被美国宣教士领养,直至与同是基督徒的父亲成婚。(见《生命季刊》总第16期“神的慈爱直到永远”)母亲的姑姑杨崇瑞,生于1891年,虔诚的基督徒,为了事业终生未婚,是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注】。1929年她所创办的“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校训和如今已成为“北京东四妇产医院”的院训均为:“牺牲精神,造福人群”。她常为支援边远地区的学生题字勉励:“爱人如己”。生活简朴,1983年93岁离世时,将一生积蓄6万多元,没有留给家人后代,全数献给国家。

 

母亲中学就读“贝满女中”,在一次宋尚节博士的布道大会上,痛悔认罪,十八岁受洗归入基督。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入协和医学院,于1941年与同是基督徒的父亲、传道人的儿子李信征结婚。40年代,母亲留学加拿大、美国。1949年满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毅然返国,经过巨大海轮的日夜颠簸,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到达天津塘沽新港,立即转乘火车赶往北京。晚饭后,不顾长途跋涉的疲乏,立即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的提灯游行晚会,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述!她立志为新中国的医疗护理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回国后,任北京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不料,母亲的满腔热血,却换来了无尽的痛苦与羞辱:1957年被划为右派,罪名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的医院,属敌我矛盾。受到撤职降薪的处分,被调到保健科负责地段居民的保健工作。母亲忍辱负重,不改初衷,每日骑车下街道,为病人尽心、尽力,废寝忘食,多次获得嘉奖,也深得居民们的爱戴。从此,我成了划不清界限的右派子女,从班委、优秀三好生到被拒之共青团的门外。在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内心十分郁闷,14岁的我常常彻夜不眠,因为无法相信,这样爱国尽职的妈妈,为什么一夜之间竟成了人民的敌人?!

 

1968年,母亲被再次被揪斗,理由之一,竟说她49年10月1日晚参加游行是因为从美国领了任务,去炸天安门的!否则怎么会刚巧在开国大典的晚上赶到天安门广场呢?随着她“升级”成为特务,我也“升级”成为狗崽子了。每到节假日单位和街道会更加严厉地警告我们:“要记住,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不久母亲被关押在医院太平间隔壁的一间小屋里,四壁空空只有一个薄薄的草垫子,终日劳动改造,批斗大会不断,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与羞辱;肉体上的非人摧残,钢锯条不知打断多少根,“坐飞机”的酷刑,令人难以忍受,以至身体多处致残,耳朵几乎丧失听力。关押一个月后才容许我们去看她,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阵阵秋风,片片落叶,增添了心中的凄凉。医院的太平间在整个医院的最后边,我和先生刘康朝着小屋疾步走去,还差十几米远时,看见小屋的玻璃窗后面,有一位老妇人向我们招手,那是谁?似曾相识又觉陌生,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走近一看,原来竟是一个月不见的母亲!她的头发突然一下子全变白了!人也消瘦了许多,改变了模样,她看着我们,眼里含着泪水,想努力给我们一个笑容。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紧缩起来,我看见她的头上,有斑斑驳驳的血迹,而且一块一块的没有了头发;脖子后面有一道深深的血沟,那是在批斗大会上,批斗者用细铁丝在母亲的脖子上挂一块重重的鉄牌子,上面写着“打倒特务、反革命杨英贞!”还不时的拉来拉去而锯出来的痕迹。我强忍着悲痛,心在流血,默默地说:“亲爱的妈妈,您受苦了,千万要挺住啊!”那一次的相见,终生难以忘怀。那年母亲57岁。

 

在一个漆黑寒冷的冬夜,母亲实在无法继续忍受羞辱与痛苦,她选择了死亡,就在将要结束生命的一刹那,隔壁太平间送来了一位刚刚去世的母亲,她的女儿一路哭喊着:“妈妈,你不能丢下我呀!”凄惨又撕心裂肺的哭泣声,回荡在寂静的冬夜上空,也震撼着母亲的心灵。同时,主的恩言在耳边响起:“孩子,不要怕,我永远与你同在!”她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上帝借着这一对母女,挽救了她,不仅是肉体的生命,更是与神相连的属灵生命。她的灵命苏醒,即刻向神献上感恩和认罪的祷告,求主饶恕她的远离和软弱。祷告后,内心平静,像安睡在母亲怀中的婴孩直至天明。第二天,她向专案组全面翻案,推翻了在逼供信情况下所承认的一切不实之词,可想而之,母亲遭到了更加严厉的拷打与逼问,但此时有神的同在,无数经文与诗歌不断涌上心头,甚至常常在深夜睡梦中大唱赞美诗而令看守人员大惑不解,罪行中又多加了一条:以基督信仰反对党。

 

然而,妈妈从此没有了惧怕,奇妙的是以后的酷刑她再也不会感到疼痛,心中充满平安与盼望。批斗会中,她听不到别的,只有诗歌回旋在耳边:“天父必看顾我,时时看顾,处处看顾,祂必要看顾我,天父必看顾我。”只有一段段经文从心头涌出:“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给她增添无比的力量。此时妈妈深感神的同在,常常会从内心不由得涌出喜乐,脸上露出笑容。这大大激怒了批斗者:“杨英贞你成天装疯卖傻,少来这套!”由于妈妈态度“顽固不化”,被押送到江西南昌新旗州,继续劳动改造。春寒时节,阴山背后的水稻田,结有一层薄冰,他们故意让妈妈在破晓之前下田“干活”,踩破的薄冰有如锋利的刀片,把妈妈的双腿划得伤痕累累……1971年妈妈的劳改地又“升级”:从江西押送到河北茶淀,那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70-73年,我正被借调到杭州“浙江省歌舞团”排样板戏,从列车时刻表上,我查出妈妈北上所乘的火车,是午夜以后经过杭州,我刚好可以从杭州上车陪她到嘉兴,再赶回杭州上班。

 

冬夜,12点多,我悄悄溜出歌舞团(绝不能让人知道我是去与特务反革命的母亲见面),骑车奔往车站,登上那列火车,时间有限(仅将近一小时)心中焦急,在车厢内来来回回寻找4年未见的母亲,当我第四次经过那一节车厢,正在失望的时候,听见一个微软的声音:“望一,我在这儿!”啊!这位老人,我经过她的面前好几次,竟然没有认出来她就是我的母亲,(前几次,她低头并未看到我,也不知我有此举)四年时间,她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妈妈!”随着我的声音,看押人员走过来,朝我凶狠地质问:“什么?你还敢叫她妈妈?!”我点点头,他接着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人民的敌人!你竟然还敢叫她妈妈!”他对我们母女说:“拿出你们的语录来!(那个年代必须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翻到57(?)页,一起念!”,我和妈妈在看押人的监督下,同声念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念毕,母女只能四目相视,饮泣无言。但从彼此的目光中,我们心灵相通,得到安慰和力量。嘉兴到站,必须下车了,我站在空荡荡的月台上,阴湿寒冷,目送着渐渐消失在浓雾中的火车,伴着隆隆车声,我失声痛哭,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在这风雨飘摇、人性扭曲的岁月,人的罪性被表露得淋漓尽致。

 

父亲自57年“反右”一直与母亲携手共渡。我的爷爷是一位乡间传道人,他定的家谱姓名中的三代人的“辈”字为:“信望爱”(李信证、李望一、我们的小女儿没有姓刘而姓李,叫李爱杨)。年幼时我父亲和兄弟姐妹六人随爷爷四处传道。爷爷拉手风琴,孩子们各拿一件小乐器组成一个小乐队,很有感召力。父亲一生荣神益人,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们共同经历了神的同在与大爱。靠主同舟共济,彼此搀扶勉励,忍受了多少屈辱与不白之冤。诗篇23篇是带领母亲走出黑暗的明灯,也是我们全家的最爱。

 

1979年,历经22年的不白之冤后,父母先后终获彻底平反,扣押他们的工资全数退赔。父母将这笔资金几乎全部帮助了有需要的人。

 

感谢神!给了我们一颗毫无怨恨、包容宽恕的心,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

 

欧洲之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全家(我们夫妇还有两个女儿)受邀赴德国举办家庭音乐会。1991年3月,一家四口踏上征途。由于经费有限,我们只能乘坐火车,经东北、取道蒙古人民共和国、西伯利亚、莫斯科、最后到达柏林。列车上,随身所带的旧牛仔衣、裤,糖果、咖啡、方便面……均被苏联(那时尚未解体)列车员和苏联乘客抢购一空,共卖一千多卢布。一位俄罗斯大汉硬要扒下刘康的旅游鞋与他的皮靴交换,让人哭笑不得。中途所经蒙古、苏联各个城市,只感到穷困与贫乏。

 

5天4夜后,到达莫斯科,我们在此停留数日。这个从中学时代仅在电影中见过、充满了无限向往与景仰的伟大城市:红场、列宁墓、克林姆林宫……曾引发我无数的遐想,在想象中它们是那样神奇、壮观与美丽!然而,眼前所见,怎么也无法和我的想象相吻合:它是那样破旧脏乱、满街泥泞,过时的旧车,慢吞吞地从身边开过,商店里货架空空如也,上百人排长队只为了买一小卷冰激凌,满街买不到5号电池,接待我们的苏联朋友对送给他的二锅头和懒汉鞋视如至宝,踹在怀中。最令我们失望的,是在路边地摊上,竟然有人廉价出卖列宁勋章!这个当年象征着国家最高荣誉与奖赏的勋章,如今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曾几何时,人们还振臂高呼:“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今,共产主义的信仰与理想,你在哪里?!

 

感恩节前夕,我们到达柏林,转车直往德尔门豪斯特,邀请人是一对和蔼可亲的老夫妇,都是基督徒。感恩节那天,刘康被安排在教堂崇拜时献诗,当管风琴伴奏的宏伟乐声在高大肃穆的教堂响起的时候,一股圣洁敬虔的感情油然而生,我的心受到极大感动!

 

一天,主人带我们参加了在布莱梅的华人查经班。刚一进门,十几位朋友就唱起了“欢迎歌”,看着他们一张张亲切的面庞,一双双真诚的眼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几十年来,灌输给我的只是阶级斗争和仇恨,我已学会将自己的真实思想深藏,谁也不可靠,谁也不可信。人与人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伟大领袖的豪言壮语。我们的心早已被伤透,变得冰冷。今天,这份在祖国、在骨肉同胞之间没有感受到的亲情,却在异国他乡,在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强烈地感受到了!和他们以后的相处,只感到温暖与友爱,感到一种全然的释放,我多么渴望这样真诚、不求回报的爱!如果有一种生命能激发出人们如此的爱,我盼望自己的生命也能有这样的改变!

 

1991年6月,我们赴英国苏格兰演出一个月,接待我们的仍然是一对基督徒夫妇。6月29日在伦敦,我们认识了光霞姐(Mary Wang,欧洲华人福音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一家。他们不但热情地接待我们,还向我们传讲基督的救恩直至深夜。记得小时候我的姥姥、父母曾给我们讲过许许多多的圣经故事,教我们祷告,也听过很多赞美诗歌,这一刻好似一颗颗珍珠全串联在一起了!我的心被极大地感动,泪水止不住地流淌,说不出是伤痛还是甘甜,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终于回家了!

 

三个月以来,我们在德国、英国所接触的几乎都是基督徒,不分国籍,不分肤色,不分年龄和职位,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是一种与世人不一样的生命的流露。

 

基督的生命原来具有如此巨大无比的能力,我们全家降服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卑微,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无法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也无法自救,承认基督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祂流出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接受祂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那一天的凌晨,光霞姐带领我们全家做了信主的决志祷告。结束英国的演出后,我们将再次返回德国。临别的时候,光霞姐感叹说:“上帝如此奇妙地带领你们一家,超出你们自己的所思所想,实在是莫大的恩典,是神的美意,将来祂一定要用你们!”

 

进入美国

 

在德国期间,意外收到父母从北京寄来的一封赴美旅游访友邀请信,邀请人是父亲中学时代的一位美籍老师,当时已近90高龄。父母别无他意,只作为师生情谊的纪念,寄给我们。于是抱着试试的心,主人开车四小时带我们到了汉堡美国领事馆。领事问起:“怎样证明你们可以举办音乐会呢?”我们正无言以答,细心的主人拿出了我们在德国演出的剪报,他早已一一剪下,整理入册,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领事仔细看后,请我们在一边等候,没想到的是:一般如果获批准要40天左右,而我们40分钟就拿到了签证。一切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我们的心中喜忧各半,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前途一片渺茫……

 

1991年7月,告别欧洲来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间华人教会,远隔天涯的双亲知道后得到极大安慰,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早日接受浸礼,天天为我们祷告,求主带领与保守前面的路程。来到加州,全家只有四个手提箱,一切从零开始,待租好房子,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后,口袋里只剩下200美金,从此四人一心,开始了打工生涯。

 

1991年10月6日,是我们全家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一同接受浸礼归入基督。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和学校,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属灵长辈和弟兄姐妹的热心相助,从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照顾,到灵命的喂养教导和训练,使我们在主里渐渐长大。不知觉中,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过去所追求的事业辉煌,现在不再具有吸引力,人生的意义只在于为主而活,爱周围所有的人,带领更多的人归入基督,生命得到改变,这是一个基督徒留在世上唯一的目的。

 

1998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工人,大批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甚至部队中的高级将领、国家政府各部门的高级官员……一批批的归入基督,成为神国的儿女。若不是神的大能,怎能有今日福音的复兴与广传!同时也感到北京变化实在太大了,然而,变化更大的是人心的堕落与败坏,心灵的干渴与空虚。

 

北京有两处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处是公园:清晨五、六点钟,里面便挤满了人,他们在进行晨练,或三五成群,或几十、上百人聚合,练习各式武术、气功、太极、跳各种舞蹈……整个公园人声、乐声沸腾,混成一片,有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热闹非凡,感受到人们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当时**功盛行,确实看到邪灵超自然的能力,末世撒但的猖狂,更加无孔不入。正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所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每见此景,心中总不免想到:“在这众多求生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得到了主的真生命呢?”

 

另一处是火葬场,由于亲人的去世(感谢主,1999年5月刘康的父亲在离世前两天,真心认罪悔改,归入基督),我有机会来到八宝山火葬场,一进大门,耳闻目睹的景象令人难忘:烧香的气味在空气中漂浮缭绕,大小多间的遗体告别厅内,传出不同的中西哀乐,之间参杂着亲友们痛彻肺腑的哭喊声,有人死死拉住遗体不肯放手,哭得死去活来直至休克送去抢救。一排排火化用的大电炉,不停地焚烧着一具具从传送带运来的遗体。看到人们不舍的悲痛和送入火化炉的纸棺木,心情非常沉重。回忆98年初,父亲的追思礼拜是那样美好的一次感恩聚会,会众唱诗,缅怀追述父亲爱神、爱人的一生,心中虽然也有悲伤不舍,但深知他去了好得无比的乐园,终有一天,我们还会相逢在主的身旁,心中很得安慰,充满盼望。而眼前的人们活得多么没有盼望,又有多少人匆匆来到世上,受尽苦难又匆匆离去,走向永久的死亡。主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一种刻不容缓的催逼感,催促着自己:不要再等待了,快快装备,求主使用!

 

决志奉献,求主使用

 

1999年底,我和刘康赴芝加哥参加“生命季刊”主办的“海外中国基督徒跨世纪聚会”。那是一次福音的盛会,几天来,圣灵的火在我们心中燃烧,有力的信息、感人的见证,强烈地震撼着我们,“我肯为主全然摆上,肯为主走出去吗?”这句话不断撞击着心门。2000年1月3日晚,当唐崇荣牧师讲完“十架福音与现代人”的信息而进行呼召的时刻,我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呼召,虽然自己是如此的不配,但神的怜悯与恩典还是临到了我,那一刻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决志奉献终生,求主使用。由于会场很大(1000多人)刘康没有和我坐在一起,他参加诗班坐在最前面,所以,散会后我急忙赶回寝室,迫不及待地要将此事与他分享。他却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忽然,我们明白了:原来主在同一时刻拣选了我们!

 

自大会回来,经冯秉诚牧师介绍,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海外神学院院长,曾霖芳牧师(已81岁)。近一小时的谈话,我们事后才知道,那就是录取入学前的院长亲自面试,他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对我们终生受用:“神所看重的是心志;所要学习的是主的真生命。”

 

金秋时节,我们将自己的房子出租,开始了在“海外神学院”的学习与装备,与其它同学不同的是,学院破例照顾,让我的89岁老母亲陪同一起住校。(父亲已于98年初在睡梦中安息主怀,享年88岁。两个女儿已独立。)神的浩大鸿恩,使我们常常感到无法承受,除了感恩还是不尽的感恩!只有加倍努力,忠心服事。

 

父母亲在世的最后两年

 

妈妈在学院度过了世上生活最有意义也是最后的两年,因为她说这是自己靠主最近的两年。她受伤致残的腿,根本不能弯曲,但每当心中有迫切感动的时候,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跪地祈祷,事后自己都感惊奇,实在是神奇妙的大能。同学们都亲热地叫她“姥姥”,每个周五,妈妈都为讲道实习的同学祷告,也常常为学院、院长和亲友们祷告。临近毕业的日子,妈妈常说,她在梦中,主曾三次应许她:“我一定平安地接你走!”而且她梦中也去过那个好得无比的地方,是言语无法形容的美地。2003年3月10日,距毕业典礼还有两个月的一个主日,妈妈觉得呼吸不畅,我们劝她去医院吸点氧气,在车上她真的就这样平静地靠在外孙女身旁睡去,被主接走了,享年91岁。书桌上还摆着一封来不及寄出的信,那是离世前三天给老同学写的讲述基督救恩的信,内中还夹有福音单张。曾院长说:“她是一位敬虔的妇人。”

 

父母一生蒙主厚爱,虽人生道路饱经风霜,艰难坎坷,但他们始终风雨同舟,忍辱负重,不改初衷。他们永远热爱生活、乐观豁达、乐于助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交出了卓越的成绩册。96年父母第二次来美探亲。全家人经常在一起思想主的大爱,每当爸爸带领全家唱诗或是祷告的时候,总会流下感恩的热泪。他们常说:“我们老啦,许多事情已经力不从心,但是还能读经、祷告,还能传福音,领人归主。不可空手回天家啊!”

 

这一首诗歌,也是父亲在世最后一段日子弹奏最多的一首。1997年12月,全家合作录制了一卷录音带,每人或弹或唱一两首诗歌,讲几句在主里互相勉励的话,作为送给亲友的圣诞礼物。爸爸虽眼睛昏花,但仍能背弹百余首诗歌,那天他被圣灵极大的感动,弹奏了两首诗歌,还录下并写出还是他年幼随父亲在乡间传道时学会的话,其中一首短句:“苦海茫茫,幸有圣神作宝筏;前途渺渺,唯有救主作明灯。”想不到一个月后,他便安返天家,所弹所写竟成为留给我们的最后纪念。亲爱的爸爸在美渡过了最后两年的幸福生活。母亲在离世前的12天曾外孙John出生了,91岁的母亲满心欢喜,送给他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礼物,是她的奶奶在她儿时教唱的三首儿童诗歌,其中一首是:“两个小眼要常望天,两个小耳爱听主言,两个小足快奔天路,两个小手行善不住,耶稣啊,善美荣耀之耶稣!”

 

如今父母已在天家,他们一生没有为我们留下钱财,却留下了钱财无法与之相比的珍贵纪念:薄薄的几页纸和一卷录音带满载了对神的无限感恩与赞美、坚定的信靠与顺服;对晚辈的谆谆教导与勉励。愿后代的一生都不偏离主的道。这也是我的爷爷——一位老乡间传道人的衷心愿望。

 

我们家的故事在继续……

 

今天,两个女儿已经做了母亲,两位女婿也都是爱主的基督徒,大外孙清楚明白基督耶稣的救恩,常常向同学讲说圣经中的故事。在一次全家的“音乐见证分享会”上,他的见证是:“耶稣为我钉十架”;小外孙刚刚两岁半,会和爸爸、妈妈一起祷告感谢主,再过几个月他就要作哥哥了。我和丈夫刘康在牧养教会,他已按立为牧师。我们的音乐专业仍然可以为主所用。虽然没有丰厚的家产,但生活充实生命丰盛,内心平安喜乐。为主奉献终生,永不回头。

 

我们家的故事,暂此告一段落,以往的旧事,久不提起,孩子们都不大知道,今天写下点滴,是想告诉儿孙,当年神怎样奇妙挽救、带领了我们一家,人切不可忘恩:“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22:6)

 

回首往事,感恩满怀:感谢主赐给我爱主的前辈,慈爱的双亲;40年来陪伴左右、与我患难与共,如今携手同走天路的另一半;孝顺、善解人意的女儿、女婿;总看不够、可爱又顽皮的外孙。转瞬之间,已是六代人的故事,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无言以报,唯有忠心事主,努力行在神的旨意中,将基督耶稣的十架救恩这无价珍宝,代代相传!

 

【注】杨崇瑞墓碑上刻有几个第一:第一位把现代科学的妇幼卫生知识从城市大医院送到农村;第一位提倡新法接生,是全世界率先培训接生婆的人;第一位在我国创办助产教育,办起了示范性的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并把培训的骨干分派到边远落后地区;第一位在30年代即提倡并办起节制生育指导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1957年因曾发表过支持马寅初先生节制生育的意见,被打右派,调到《中华医学杂志》当编辑,1979年获平反。

 

李望一 来自中国大陆,与丈夫刘康牧师一起,在美国加州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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